周小川：金融業和實體經濟是共生關系 金融佔GDP比重不能簡單看待

人民網北京11月14日電（王仁宏）“目前服務業發展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點之一。從全球橫向比較來看，服務業的發展還有巨大的空間，也是我們應對經濟增長下滑壓力的一個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近日，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財經》2020年會上如是說道。

如何看待金融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

去年一季度，金融業在GDP的比重超過10%，這一數據曾引起市場熱論：金融服務業在GDP的比重大概佔多大合適？是不是比重多了就是一種泡沫﹔比重低了就是金融深化還不夠？對此，周小川認為，上述的擔心是有必要的，但還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簡單看待。

他分析道，金融在GDP中佔比的統計存在技術問題，隻能通過收入法才能夠看清。但季度統計一般沒有用收入法核對，是用金融業的產值乘以M2增長、市場交易量等系數來統計，很容易不准確。此外，金融服務業供給產生的價值主要包括支付類、存貸款類、交易類（比如幫助大家買股票、債券、理財產品）、顧問類及其他（投資顧問，理財顧問），因此金融業佔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跟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有關，金融業和實體經濟處於共生的關系。

服務業生產率統計難，GDP結構轉型或被低估

周小川指出，由於服務業的生產率很難反應在GDP的統計當中，可能會造成對GDP的低估以及對GDP結構轉型的低估問題，進而也會導致對城鎮化重要性的低估、對投資回報率的低估等，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也會受到影響。

周小川以中韓餐飲服務對比為例，對GDP的統計難以反映服務業生產率這一問題進行了解釋。他指出，從服務忙碌程度來看，兩國差距不大。但從服務復雜度來看，韓國餐館菜單較為簡單，中國菜單豐富且營業時間更長，復雜程度則更高。從工資收入水平上看兩國餐飲服務的生產率，中國服務人員平均月工資2000元人民幣，而在韓國則是2000美元。

對此，周小川建議道，我國在政策層面需要進行深層次的調節，以扭轉過去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模糊概念或認識，進而幫助服務業的深入發展。“從科技發展與服務業關系來看，我們的政策文件強調IT對於傳統工業改造和新興工業的作用。但在實際中，IT運用最大、成果最突出的是在服務業。”

為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談及我國服務業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時，周小川指出，作為從計劃經濟轉軌過來的經濟體，我國歷史上存在著對服務業的歧視問題。“那時候我們學經濟學，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用的不是GDP、GNP，而是國民收入。國民收入表示經濟發展的程度、增長等，但不包括服務業。因為當時的觀點認為服務業是不產生價值的。”此外，服務業還存在價格管制和難以統計的問題。以醫療服務行業為例，有一部分是被當作公共品，處於價格管制的狀態，另一部分是由民間提供，這為行業最后的產出統計帶來很多困難。他指出，一些服務行業管制的越多，可能暗渠道裡的支付越大，這也會給第三產業帶來侵蝕。

對此，周小川建議道，服務業的正向發展，需要消除傳統計劃經濟以及MPS統計體系遺留下來的對服務業的某些歧視，以及涉及到這種歧視的管理方式。還要認識到不可貿易品價格存在的規律，減少對價格的過度管制，關注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此外，還要關心服務貿易，關心服務貿易涉及到的服務品價格以及涉及到的匯率的問題。關注統計，以及統計上可能產生的失真問題。

“我們要面對結構轉變的挑戰，在這個過程中，提供更多的分析、研究、思考，為服務業進一步發展在國民經濟中做出重要的貢獻提供正能量。”周小川最后總結道。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

以下為發言實錄：

周小川：我今天選了一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講講服務業發展的問題。

都知道，當前經濟結構轉變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加快服務業的發展，為此黨中央、國務院，特別是國務院下達過多次文件，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也是我們補短板的一個重要方面。到了去年年底，2018年，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52%。從全球橫向比較來看，這是一個相對較低的數字，同時也預示著，服務業的發展還有巨大的空間，是我們結構改革的最主要的內容之一，也是我們應對經濟增長下滑壓力的一個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

按照我們現在的GDP和國民經濟發展的狀況，服務業有很多人估計可以到60%，甚至更高一點。因此，我們看到這個空間可能比其他許多行業高。其他許多行業都有發展的空間，比如電動汽車，但那個空間是多大的百分比，這個空間又是多大的百分比，大家可以看到空間的大小。為此，我們也需要看，尋找原因，做一些分析，做一些理論上的思考，從而實現服務業更快速的發展，帶動國民經濟更好更健康的發展，也減少過去對制造業依賴過多，對貨物出口依賴過多，以及對環境上造成壓力過大的問題。

我們說從計劃經濟轉軌過來的經濟體，存在著歷史上對服務業的歧視，這是計劃經濟留下的遺產，在座可能有很多年輕人，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那時候我們學經濟學，從統計上來看，用的不是GDP，GNP，用的是國民收入，國民收入是從前蘇聯體制上遺傳下來的。國民收入表示經濟發展的程度，增長等等，國民收入裡不包括服務業，認為服務業是不產生價值的。

另外一個差別，就是對於固定資產折舊的處理，過去我們叫MPS，物質生產統計體系，后來轉為了國民賬戶體系。這個轉變過程服務業、制造業、農業都處於平等的地位。

我們有些歷史上的比較，說到GDP跟解放初、解放前怎麼比，其實你要知道解放初30年，我們執行的就不是GDP，要想把那時候的GDP找出來要做很多折算，而這些折算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不可靠的，因為那時候不是那麼統計的。

因此大家追求的目標必然是歧視服務業發展，其實這種歷史遺傳的東西，我們是不可小視的，雖然我們已經改革開放40年了，很多東西已經糾正了，但這個東西多多少少還在某些方面有所遺留。它涉及到人們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什麼，也涉及到就業的選擇，大家就業選擇會有什麼樣的偏向。此外，聯系到價格體系，受歧視的部門的價格往往處於一種扭曲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還聯系到稅收，就是國民經濟的稅收究竟依靠什麼。

假如今天晚上給你演一台節目，不是為了你欣賞這個節目，而是為了你休息好，放鬆一下，以便明天能夠更好的進行物質生產。以物質生產為目標的導向，是這麼解釋的。話說回來，服務業有可能超過GDP的一半了，在國民經濟中，如果是一半一半，兩邊說都可以的，可以說追求服務業的發展是為了更好的物質生產，也可以說更好的物質生產是為了服務業的發展。

我們看一下第三產業的比例關系。

應該說中國的服務業，這些年發展還是很快的，但也是有短項的。從幾個主要的服務業行業來看，比如餐飲，中國的飲食有豐富的文化，我們飲食業的附加價值是很高的。我們的教育普及程度是相當不錯的，受教育的水平是相當不錯的。我們的醫療衛生，雖然大家還有很多意見，但你觀察平均預期壽命，我們的上漲是相當快的，特別是最近這些年，現在大概是平均預期壽命77歲。我們的交通、金融、IT和社交網絡、批發零售，如果做一個橫向比較，人家會覺得好像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不像52%，是不是有可能低估，后面會談到為什麼統計可能會有經濟理論上的問題。

另外，也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有可能存在著價格管制。理論上說，如果某個服務業的子行業，有一部分是被當作公共品，處於價格管制的狀態，另一部分是由民間所提供的，這個行業最后的產出應該怎麼統計呢？根據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和IMF對統計的定義，就應該按市場一軌的價格統計，我們是不是真正能做到這些呢？技術上還是需要探討的，還是有些做不到的。比如看醫生，動手術也需要給紅包，雖然大家都力主說不應該給紅包，但真正過日子的人都知道，這個現象還是存在的。這個紅包是統計不進去的，所以現在的統計方法是有困難的。

從教育來看，教育是服務業的一個大項，現在的小孩上各種各樣的補習班，而且好多是家庭式補習班，可能費用都是相當不菲，但統計起來也有問題。

在信息科技方面，大家享受到了很多信息服務，但這些信息服務有很多都是免費的，也涉及到當前對這些免費的服務應該怎麼進行統計，估值。這些免費，有的是真免費了，有的是交叉補貼，也就是從別的方面賺來的錢，比如從廣告費用賺來的錢來補貼信息服務，這些都帶來了統計的問題。

存在價格管制，如果管的越多，可能你看見的暗渠道裡的支付越大，有時候有一個互補關系。同時，它也可能帶來對第三產業的一種侵蝕。我們看到全國各地，有些地方主要的口號是重振制造業，但我覺得要區別看的，有些地方確實制造業有很好的基礎，而且有重振的機會。但也要稍微推敲一下，是不是還是有傳統經濟遺留下來的所謂產業偏向。

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強國，服務貿易是逆差，而這個逆差的數字比較大，而且上升的比較快。當前全球正在進入貿易談判、WTO改革，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服務貿易是現代貿易談判裡的若干主要焦點，因此這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研究討論的。

下面我想講一下關於經濟學理論方面的一個問題，我過去也在其他場合提過，叫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貝拉•巴拉是一個比較好的經濟學家，他們早期做研究的時候另外有一種劃分，出了一二三四產業以后，把經濟分為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不可貿易品主要是服務業，因為多數服務業在那時候是不能進入貿易的，但這個劃分確實跟一二三四產業稍微有一些差別，在早期差別不是很大，一二產業絕大多數都是可貿易的，但也有個別不可貿易的，比如電力，跨國邊境，如果沒有電網是輸不過去的。熱帶水果，運輸條件不行的時候，拉過去就爛了，也變成不可貿易品。服務品多數都是不可貿易，這種情況在變化。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變化，決定了國民經濟的結構，同時決定了匯率，也涉及到發展中國家增長戰略，所以這還是一個有意思的題目。

后來交通發展和電信網絡改進，90年代下半期出了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過去“世界不是平的”，好多東西是沒法交易的。世界是平的，首先說到服務有好多開始變得可貿易，其中一個就是生產作為一種服務，挪到了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醫療，片子可以傳到其他國家，看完了再把結果傳給你。舉了很多這樣的例子。但那時候看，還沒有大規模、比較全面的影響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格局。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看到仍有相當多的服務是不可貿易的，比如餐館服務，不可能在北京吃到世界其他國家當時做的菜肴，理發，雖然可以在互聯網上約某個其他國家的理發師，但理發最后是不能在那兒實現的，服務業仍在很大程度上看成不可貿易的產品。

這就產生一個問題，服務業的發展究竟效率怎麼樣？我們有的同志做出分析，制造業的生產率提高比較快，服務業生產率提高比較慢，當國民經濟轉向服務的時候，整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就會下來，其實這裡也有統計的問題，究竟如何衡量服務業實際效率和名義效率，實際上服務業價格往上漲的速度一點不比可貿易品的物價上漲慢，基本上是一種同步增長，甚至有時候上漲的更快。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是說，在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家，工資實際增長率越高，實際匯率上升也越快，當貿易產品部門生產率迅速提高的時候，該部門的工資增長也提高，所以盡管在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也許並不大，但這些其他行業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比例工資上漲，也會引起非貿易品對貿易產品相對價格的上升。如果我們假定貿易產品的價格水平是一定的，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固定匯率情況下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價格上漲，進而引起總體物價水平的上漲。如果為了穩定國內物價而採取浮動匯率，就會引起匯率的上升。所以，無論怎種情況，都會使得實際匯率發生變化。

可能說的有點繞嘴，所謂匯率決定理論，其中有一個說的是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比價關系，這個東西決定匯率，這是一種解釋，當然匯率的解釋有多種，也有一種從國際收支平衡，也有人說商品的綜合評價比較決定匯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裡頭涉及到這樣一種匯率的觀點，同時涉及到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服務業生產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工資也照樣上去，因此在統計上最后進GDP，雖然大家說GDP是實際的，不是名義的，但實際統計來看，很多由於可比性的問題，大量的服務業在這個過程中進入了GDP。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上升的過程中，服務業比重都提高的非常快，可以說是驚人的快，中國也許也會進入這樣一個階段。

我們今年6月份不幸看到一位著名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去世了，他在去年還是前年，曾經專門討論了一個問題，服務業的國民賬戶統計是存在很大問題的，理論上說GDP統計應該反映生產率的變化，但是服務業很難反映，這跟我們的觀察有很相近的地方。我記得2010年G20在韓國召開，我們去韓國很多趟，韓國餐館的忙閑程度跟中國餐館忙閑程度差不多，一個人能夠管幾十個人吃飯，但它的菜單很簡單，塑料薄膜壓的一頁紙，有的餐館好點，正反面，有的還帶照片，中國的餐館都是一本，幾百種的菜都能做出來，而且寫的都挺密的。生產率怎麼樣呢？中國餐館的服務人員平均工資每個月2000元，在韓國是2000美元，而且很多城市晚飯沒多少人吃，主要是中午，解釋的一個方向是，主要看顧客是什麼類型，顧客都是三星、現代的，收費就可以高，自己收入也可以高，既可以從勞動力流動選擇和工資水平的變動來看，也可以從顧客收入越高、肯付的錢也越多，就像你去理發，一個月掙50的時候，你可能隻願意掏幾毛錢去理發，如果現在是5000的收入，可能也願意拿出1%左右的錢去理發。如果衡量理發員的效率，不說質量上的差別，投入品的差別，一天大概能給多少人剃頭，得出的結果，可能你發現生產率變化是相對不太大。

這種解釋有什麼意義呢？有可能造成低估GDP，也可能還造成了我們對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的低估，因為絕大多數生產率提高必須用名義生產率來衡量，有可能會抑制我們對GDP結構轉型的估計，這種情況還會導致對城鎮化重要性的估計程度，因為我們知道，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給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更高的空間，如果大家都住在農村，很多服務業確實沒有太大的發展條件。同時，也會低估投資回報率。因此，這方面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的。

還有，我們當前的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也受這個的影響。國際收支平衡，服務貿易的赤字數量比較大，究竟是什麼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的匯率產生影響？也就是說，有些政策需要進行深層次的調節，扭轉過去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或認識，這樣有助於服務業的深入發展。

大家可能希望我講一點金融，把金融作為服務業的一個例子稍微提一下。金融作為一種服務業，前段時間有個討論，就是金融服務業在GDP的比重大概佔多大合適？是不是搞多了，比重高了，就是一種泡沫，比重低了，就說金融深化還不夠，金融還可以發展。中國金融業佔GDP的比重今年在8%左右，每年上上下下不一樣，有時候季度的統計給出一些讓人不太相信的變化。因此，存在著一種說法，比如去年一季度的時候，金融佔GDP的比重超過了10%，有人很擔心。實際上，金融佔GDP比例的統計隻能靠收入法，隻有收入法能夠看得比較准，從供應的東西來講，比如收貸款利率，必須考慮到對方還有一部分利息付給存款者了，是要扣除的，金融服務多種多樣，這種扣除變得非常困難，收入法能夠看的比較清楚。而季度的統計，我們一般沒有用收入法核對，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業的產值，乘幾個系數，有時候選個M2增長，股票市場股指，哪塊市場的交易量，這個東西很容易不准確，是有具體技術上的原因的。

服務業供給產生價值的都是哪些呢？有支付類、存貸款類、交易類（比如幫助大家買股票、債券、理財產品）、顧問類及其他（投資顧問，理財顧問），應該可以看到，金融業佔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跟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有關，儲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務就越多，沒有儲蓄，或者儲蓄很低的國家，既然沒什麼存款，大概做不了多少貸款，既然沒什麼儲蓄率，恐怕也不會有多少人買股票、買債券和其他交易，也不需要做顧問。當然這是極端的例子。一般國家儲蓄率有特別低的，中國在十年以前，大概達到了50%左右，現在降低了一點，仍有45%左右的國民儲蓄率，是屬於全球最高的。既然儲蓄率高，就有更多的存款、貸款、理財、投資、顧問等等的服務，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會和儲蓄率相關的。當然那個國家也需要有支付服務。任何國家，哪怕是發了工資馬上就花，有的國家居民確實有這個特性，他沒有多少儲蓄的服務，但有支付的服務，大概支付的服務佔整個GDP的比重，最多不會超過2%。比如中國佔GDP8%的金融服務附加價值，可能不到2%是支付，其他是跟存款、貸款、金融市場投資、交易、顧問及其他金融服務有關系。

因此，我們說金融業和實體經濟處於共生的關系，不會說金融業佔GDP比重提高到10%，從服務業發展來說是一個好事，但你可能關心的，是不是這意味著泡沫化，意味著自我循環，意味著脫離實體經濟。這個擔心是有必要的，但還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簡單的來看待。

在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很快就出現了佔領華爾街，大家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收入分配的效果，其實我們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一看這個問題，金融業的發展，從商業銀行來看，內部有一個經濟核算，盡管我們非常重視零售業務，中小戶的居民的業務，但基本中小戶銀行是不賺錢的，真正賺錢的是10%到20%的相對金額比較大的客戶。這有點像坐飛機，七、八十年代的時候，飛機賣票有了一個重大的變革，票主要賺頭等艙和公務艙，公務艙賣完了以后賣經濟艙，經濟艙可以降價，因為錢主要是靠高價值的客戶掙來的，剩下的就補給旅游業發展了，反正坐滿為止，總體來講，每個座位進行核算，肯定是虧損的，所以金融業在這種程度上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所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一個主要做法是在住房抵押貸款，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可以大致的解釋，高收入的人存錢多，低收入的人借錢多，特別高收入的人買房直接拿現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貸款，這也是一個收入再分配的角色。當然在統計上是統計不入基尼系數的。從社會來看，大家有沒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是否是合理的，宜居的，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福利和財富分配的分配效應，在這種分配效應中，住房抵押貸款大幅度提供了分配效益。

補充說一點，從金融角度看，我們確實看到一個缺口，什麼呢？就是說統計局會從家居來看，每個家庭支出在哪個方面，比如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錢，在醫療上花了多少錢，交通上花了多少錢，但由於價格管制，以及私下交易，可能有些東西我們沒看到，但從金融來講，也可以做這種統計，金融統計對支出方向不太敏感，但可以比較清楚的看到家居統計裡的支出結構。這裡面有一個缺口，像醫療、教育，實際家庭的支出會大於統計局統計的支出水平，這樣的話，會導致統計口徑的重新估計問題，同時反過來涉及到我們的經濟分析，我們對發展戰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和意見。

科技發展與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大關系，從中國來講，我們比較強調所謂IT產業對工業現代化所起到的作用。從分工來講，我們也是把工業和信息放在一個部裡，叫工信部，過去是信息產業部和經貿委，合起來叫工信部。我們在各種文件中特別強調IT對於傳統工業改造和新興工業的作用。但實際上運用IT最大的、成果也最突出的是服務業。

這也涉及到就業，究竟就業我們希望鞏固在第二產業中就業的比重，還是更加看重未來就業的傾向在服務業更多，此外的一個變化，跟老齡化有很大的關系，由於老齡化的問題，人均壽命提高了，醫療費用大幅提高。醫療費用分為三個方面：藥、設備（檢驗和治療設備）、診療。我們會發現，隨著老齡化的發展，這方面的支出會越來越多，但在中國究竟支出是什麼比例呢？多年來，從統計年鑒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左右，進行國際比較，發現各個國家差別很大。用生產法和支出法GDP所得出的比例還不一樣，吃了藥，藥物生產作為制造業算了一遍，各種醫療設備在生產方已經統計了，但現在還有很多是進口的，使用的時候應該支出的是折舊。因此，即便5%的數是有道理的，也表明我們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不要說跟美國比，跟歐洲比，也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因此，我們說科技發展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關於服務業市場准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貿易談判也談到這個問題，但更多的要從國內的角度看。我們有一些產能已經過剩，所以要去產能，要發展新的產能，新的產能就要有人投資，這個產能可能在服務業，服務業有空間，有人去投資，但是不是允許你投資，允許不允許私營企業投資，投資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附帶的限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當前很多民營企業家會感到在制造業投資已經投不出去，因為有產能過剩的現象，也有整體投資的機會在減少的問題，一種可能性是投服務業，服務業也有一些比較飽和的部分，比如餐飲，但還有好幾個空項，如果他想投這個空項，但一般是不讓投的，這樣就減少了投資的機會。也許有很多人說投不了就投到國外去吧，確實有一些服務業的發展是考慮到產業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產業發展和安全之間有一個平衡，這個平衡能夠使我們權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體產業的發展，從而穩定GDP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安全，很難用一個絕對的標准來劃。

同時，我們也看到，有些行業國內不能依靠市場經濟得以順利的發展，有可能會出現這些行業一般不讓外資投，同時還可能導致資本大量外流。從金融業的觀察來講，中國服務貿易的逆差，最大的項目是旅游，但旅游裡有一些是出去念書的，有一些是陪讀的，有一些是為了念書在外面買房子租房子的，都算到旅游裡了，一年2000多億的逆差。此外，還有出去看病的，出去買健康保險的，也造成了資本流動。

我點的這些問題歸納一下，服務業是有大的空間的，前提是可貿易品生產效率的提高，它會帶動服務業的增長。服務業發展是我們經濟結構轉變的重點之一。要想發展好，要消除傳統計劃經濟以及MPS統計體系遺留下來的對服務業的某些歧視，以及涉及到這種歧視的管理方式。要認識到不可貿易品價格存在的規律，要減少對價格的過度管制，要關注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要在經濟中消除某些造成的扭曲，給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要關心服務貿易，關心服務貿易涉及到的服務品價格以及涉及到的匯率的問題。也要關注統計，以及統計上可能產生的失真。

總體來講，我們要面對結構轉變的挑戰，在這個過程中，提供更多的分析、研究、思考，為服務業進一步發展在國民經濟中做出重要的貢獻提供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