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央行副行長易綱詳解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共識

　　問：此次會議前，有很多人期待G20就匯率問題有所行動，請問此次G20會議是如何討論匯率問題的？公報裡面說就匯率問題密切討論溝通指的是什麼？

　　答：匯率問題確實是此次G20上海會議的討論重點之一，最終的討論結果體現為G20公報中關於匯率的語言，即“我們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穩定。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作為匯率政策目標”。話雖然不算多，但突出強調了“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作為匯率政策目標”，還有了一個重要的新提法，即“我們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

　　此次突出強調避免競爭性貶值的承諾，在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是非常有針對性的。這句話對外界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既是對G20成員自身的一個行為約束，也對非G20成員起到了表率作用，有利於消除對爆發“貨幣戰爭”的擔憂。

　　“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是G20以前沒有用過的語言。G20本身就是一個全球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平台，一直也都在對匯率問題進行討論溝通。但這次明確指出外匯市場，體現了G20對近期匯率波動的高度重視，並突出了G20成員間相互通氣的重要性。G20成員將開展討論以及非正式地相互通報政策考量，就各自市場形勢發展情況交換信息，相互通報各自的政策意圖，就全球經濟前景交換看法，避免使其他國家感到意外。同時，考慮到國際基金組織(IMF)擔負著監測國際貨幣體系並提供政策建議的職能，G20成員也將通過IMF開展討論溝通。

　　在此次G20會議召開前，媒體對所謂“新廣場協議”的報道較多。事實上，G20從來沒有過出台類似協議的計劃。這樣的計劃也不現實，因為與簽署廣場協議時不同，當前各方對匯率走勢並沒有一致的看法，而且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廣場協議時代也有很大差距，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G20在此次會議上決定就外匯市場進行密切溝通討論，其實是一種更加靈活的協調方式，對於消除外匯市場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將發揮積極作用。

　　問：此次G20會議是否專門討論了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問題？

　　答：周小川行長在春節后接受專訪和在此次G20上海會議前的記者招待會上，已經對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問題進行了全面、清晰的闡述。此次會上，各方普遍對周小川行長的表態予以贊賞，認為其澄清了許多重要問題，實現了有效溝通，因此會議本身並未對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進行太多討論。

　　當然，人民幣匯率和外匯儲備仍是各方關心的問題。這裡我僅想在周小川行長最近表態的基礎上，再說幾個觀點。

　　首先，盡管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有所提高，出現了一些波動，但其波動幅度相比其他貨幣仍然要低得多，不僅低於發達經濟體貨幣，更要遠低於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因為各國對本幣兌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計算方法都不一樣，這裡就以兌美元匯率為例。201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年波動率為2.98%，而歐元、日元和英鎊兌美元匯率年波動率分別為12.06%、8.19%和8.60%﹔巴西雷亞爾、俄羅斯盧布、印度盧比、南非蘭特和馬來西亞林吉特兌美元匯率的年波動率分別為19.82%、25.62%、4.81%、15.59%和11.93%。所以，不應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產生過度反應。

　　其次，在過去很多年我們都希望藏匯於民，這不僅可以減少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問題，也可以使我國的外匯資產被更有效地管理，風險也可以更分散。近期外匯儲備的下降有很大比例是外匯資金從官方向企業和個人的轉移，是中國企業和居民增加了外匯資產和減少了外匯負債，結果就是藏匯於民，這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情況。

　　第三，有人看到中國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外匯儲備下降較多，便推算外匯儲備將始終按這一速度下降，從而很快降至一個較低水平。這種推算不一定合理。一方面，前面已經說了，中國外匯儲備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居民增持外匯資產和減少外匯負債，這個過程是有限度的，資本外流的速度會逐漸降下來﹔另一方面，中國每年仍有很高的貿易順差和外商直接投資進項，資本流入速度仍然較快。

　　第四，人民幣匯率也受到了一些短期投機力量的影響。我們對人民幣的基本面有充分信心，相信人民幣匯率會由更多地受短期預期影響向基本面回歸。在這方面，我們有的是耐心。

　　問：公報中有一段關於國際金融架構的內容，能否談一下G20討論這個問題的背景和意義？

　　答：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加強全球金融架構的必要性，此后G20將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上議事日程，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別是2011年法國擔任主席國期間，專門設立了工作組，重點討論國際金融架構議題。但是在歐債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的注意力聚焦於應對危機和促進全球經濟復蘇，G20對於國際金融架構的討論有所淡化，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也由於種種原因中斷了。

　　當前，全球金融體系更加復雜、聯系更加緊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經濟比重也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全球經濟復蘇並不穩固，在長期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后，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分化也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資本流動和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也再次凸顯了不斷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國決定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這個提議得到了G20成員和國際組織的廣泛支持，在國際社會上反響很大。

　　此次會議期間，各國對國際金融架構的議題進行了充分討論，批准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工作計劃，並達成了很多重要的共識。首先，2010年改革方案在拖延五年之后於2016年1月份生效，這是IMF份額和治理改革的重要裡程碑，各國均對此感到鼓舞。這次會議上各國開始討論如何繼續推進下一步的改革，並對IMF於2017年年會前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的時間表表示支持。

　　其次，在當前融資環境整體收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流出挑戰的情況下，各方一致同意應更好地監測資本流動，及時識別風險，並總結各國的應對經驗，同時也強調了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性。這些共識對於增強信心，穩定市場，幫助各國應對大規模資本流動帶來的挑戰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這次會議再次歡迎了人民幣加入SDR，會上各方同意研究更多使用SDR的問題。SDR作用的增強對於完善國際貨幣體系，增強其韌性和穩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主權債的有序重組對維護貨幣金融市場的穩定非常重要，為此，各方強調要繼續推動主權債務重組進程的有序性和可預期性，並加強債務可持續性框架。這有利於推動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的不斷完善，有利於穩定市場信心，從而促進維護金融穩定和全球經濟的健康增長。

　　問：此次公報關於金融部門改革達成的共識有何亮點？

　　答：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為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國際社會已推出了巴塞爾III、提高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等諸多金融部門改革措施。我們始終認為，制定改革措施很重要，但落實改革更為關鍵，改革不能僅僅停留在紙面。因此，此次會議G20各國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各國應及時、全面落實相關金融部門改革措施”。

　　與此同時，應該看到，金融體系的外部環境和內在結構總是不斷發生變化，一些新的風險和脆弱性會不斷顯現，這是很自然的。因此，G20各國也均同意需要繼續密切監測影子銀行、資產管理和其他市場化融資有關的風險，提出切實防范風險的有效措施。

　　第三個重要成果是關於宏觀審慎框架和政策。危機之后，各國紛紛開始重視宏觀審慎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不少G20國家的金融監管框架在危機后也進行了改革和調整，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和教訓。在這次會議上，G20國家高度重視梳理這些經驗和教訓，從而為各國建立和完善宏觀審慎框架提供有益的借鑒，對於我國的金融監管改革也將有重要意義。

　　問：G20公報中有一段關於普惠金融的表述，其中提到了數字普惠金融。可否介紹一下G20財金渠道討論普惠金融的背景，以及我們在這方面的考慮？

　　答：中國一直高度重視普惠金融發展。近幾年，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對普惠金融議題的關注有所淡化，今年我們借擔任G20主席國的機會，重新在G20財金渠道下推出普惠金融議題。這個想法不僅得到了G20成員和國際組織的廣泛支持，還有許多非G20國家也積極響應。

　　我國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發展普惠金融，著力加強對中小微企業、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金融服務”。因此在G20下討論普惠金融議題是把我們國內的發展要求與G20這個國際平台結合在一起，可以通過國際討論促進國內發展。

　　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這次會議的公報中提出要關注數字普惠金融和普惠金融數據收集和指標，這是我們今年重點推的兩個議題。我們可以借此機會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在這些方面所積累的良好實踐，也願意與各G20成員分享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同時，我們還將在G20下繼續關注中小企業融資、金融知識普及和金融消費者教育等其他重要的普惠金融議題。

　　問：G20公報中有一段關於發展綠色金融的內容，這在G20歷史上是個新話題。能否談談G20推動綠色金融的背景和意義？

　　答：“綠色”是我國“十三五”規劃中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而且“十三五”規劃也明確提出要“發展綠色金融，設立綠色發展基金”，構建綠色金融體系也已成為我國的國家戰略。今年我們第一次把綠色金融加入了G20議程。這個倡議獲得了G20成員和國際組織的廣泛支持，我們與英格蘭銀行著手組建了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可以說是在G20的歷史上留下了中國印跡。

　　目前全球面臨嚴峻的環境挑戰，發展綠色金融具有重大意義，不僅有助於改善全球環境，同時也能動員更多資金，進行綠色投資，有利於提升全球的經濟增長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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