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年底，从中科院物理所科研组织管理岗位上“下海”，受命创办“中心”一年有余的陈庆振，正琢磨要买些什么礼物，犒劳“中心”的职工和职工家属们……

　　这一年的52个周日，他们有40多天都在加班，而经过一年的鏖战，“中心”挣到了钱，终于站稳了脚跟。

　　“中心”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北京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之后更名为“科海”，分别取自于“科学院”和“海淀区”的首字。

　　说来也巧，在科海前后诞生的一批“民营公司”，大多与中科院有关，并建立于海淀区；尤其人们最为耳熟能详的“两通两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无一例外的都是由中科院科研人员创办，且聚集于中关村。

　　从此，以“两通两海”为榜样，乘着改革开放东风，一批又一批的“民营公司”前赴后继，在北起清华西门，南至DNA双螺旋生命雕塑（2009年已拆除，今新中关购物中心东侧）那条街上，协力缔造出一个时代。

　　虽然其中也经历了从“电子一条街”到“骗子一条街”的波折，遭遇过互联网兴盛到泡沫破裂的凄凉，又尝尽了大卖场被电商所取代的苦涩，但终究，一种“允许失败、革故鼎新”的精神得以传承、发扬。

　　2011年前后，电子一条街曾经的繁华褪去，鼎好、海龙、E世界里，人头攒动的景象不再。不过，生活、奋斗在这里的“中关村人”凭着那种精神，却似乎并不担心电子一条街的未来，甚至做好了迎接再一次华丽蜕变的准备。

　　2013年9月30日，共和国64岁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首次走出中南海，来到了中关村。而正是这次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题的集体学习，激励着中关村和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抖擞再出发。

　　老骥伏枥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在中关村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采访了陈庆振先生。未等记者开口，陈老便爽朗地说，“我最近创业了。王殿儒要我帮他。这是我们的办公室。 ”

　　大名鼎鼎的王殿儒，就是上文提到的曾经的中关村地标——DNA双螺旋生命雕塑的制造者和捐献者。与陈庆振一样，他也出身中科院，也是中关村最早一批创业者和拓荒者。

　　王殿儒1956年赴苏留学，1962年以优异成绩获工程师称号回国；早年在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从事激光器、导弹内怜探针等课题的研究。80年代专攻等离子体镀膜技术，荣获国家级发明奖。1985年创办高科技企业——北京长城钛金集团并出任总裁，其首创的“钛金建材”行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一次，88岁的王殿儒和79岁的陈庆振一起创业，主题仍然与镀膜有关。他们希望用尽可能快的时间，把王老积淀一生的知识、技术，落地变成真空镀膜设备、产品，取代存在重大环保隐患的镀锌和电镀工艺。

　　而恐怕会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这间主要仰仗二老毕生积累，才得以创建的公司中，王殿儒和陈庆振却并无股份。“这是殿儒的心愿，我们想把这件事儿做成。”

　　36年前的1983年5月4日，时年43岁的陈庆振，在四季青公社礼堂，受命出任中国科学院北京海淀区新技术联合开发中心主任。至今他还清楚的记得，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以及时任海淀区区委书记，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贾春旺，都亲自出席了科海公司的这场成立大会。

　　“科海成立时，中国经济极其困难，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建设是头等大事。但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等一切手段，对中国实施封锁，从未放松。任何中国发展必需的技术和产品，都会受到他们的禁运和贸易限制。”陈老说，“当时中科院的领导们，清醒认识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同时为响应中央‘科学技术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号召，通过组建科海公司等一系列举措，促进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为提高生产效率服务”。

　　如此看来，今天我国正在遭遇的新贸易壁垒，也不过就是36年前的翻版，无需惶恐。

　　面对彼时的内忧外患，以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为代表的一批科技界领军者采取的对策之一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鼓励、护航科技人员“下海”创办企业，投身到科学技术产业化的浪潮中去。

　　当时，支持鼓励科技人员“下海”创办企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1986年9月份中科院印发《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开发公司开办与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技术开发公司与院、所关系有关事项的决定》，首次将“一院两制”在中关村推广。自此，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得以分离，企业有了灵活自主的经营机制。与科海情况类似的一批“国有民营企业”，经营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回忆，“周光召说，好的研究机构应该是在企业里，要把科学院的成果转成产品、转成财富，必须要通过企业。”与王殿儒、陈庆振一样，柳传志当年也是响应了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鼓励科技人员办企业的号召，才抱着要以科学技术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理想，决定砸掉铁饭碗“下海”。

　　而在陈庆振看来，除了号召、理想，还由于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普遍具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品质，所以他们的选择是坚定不移的，付出是不计回报的。

　　难怪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夏颖奇曾感慨，我一直相信，第一批下海的科研人员“不是冲着钱，他们觉得在教学楼，在科研院所，他们的很多本事都没有及时转化，没有及时投放市场，他们个人的人生价值没有追求到最大化，所以他们就想，何必不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去施展一下。”（出自2016年纪录片《中关村》）

　　若干年后，恰逢中关村20周年之际，宋健同志对第一代科研人员下海办企业形成的“中关村精神”给予极高的评价：“我始终敬佩那些优秀学子，科技壮士，循中央召唤，不顾风险，率先‘下海’，斩荆擎旗，勇为先驱，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产业而奉献了学识、智慧、韶华和力量，他们是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先锋，拉开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序幕，推动了科技兴国的大潮。”

　　解放思想 制度创新

　　1987年调入国家科委条件财务司的于超英，参加了国家科委组织的对中关村的调研，了解一度被戏称为“骗子一条街”的真相。

　　“国家科委调研中关村的初衷，是要看看这里是否存在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星星之火，计算机转手贸易的背后是否能找到我们自己的科技成果商品化的路径。”于超英说。

　　调研组留下的深刻印象：第一，以中关村“十大明珠”为代表的一批企业，都以中科院、清华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后盾，他们具有开发（研发）的计划与安排；第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技成果长期处在于礼品、样品、展品阶段，而中关村的企业探索出了一条把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径，值得支持、弘扬；第三，站在国家科委的角度，科学技术如果不进入市场，终究是无法验证其是否适用的，也就无法给予科研工作积极的反馈。

　　陈庆振与科海也被扣上过倒买倒卖的“罪名”，“科海下属测量工程公司曾经研发过一套软硬件，以解放流水线上三班倒的工人。不过，不少人只看到了电脑、传感器都是从国外买来的，却看不到为了实现功能，科海测量工程公司还要组装传感器，编写程序、做工业控制卡，最终才能呈现出一套由软硬件构成的系统”。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些现象其实是全社会认识不足和体制机制不完备的表现，想要‘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全社会都要参与进来。”陈庆振说。

　　终于，国家科委调研组得出了结论——中关村发展的主流，启蒙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在此基础上，国家科委决定要拿出政策来支持中关村发展。

　　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在中关村建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北京市政府派出机构，对园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中国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由此诞生。

　　而伴随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设立，国务院还颁布了《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即著名的“中关村18条”。

　　“18条主要内容重点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于超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18条背后，国家科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要协同、联合财税部门，给高科技企业创业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通过减免税金‘放水养鱼’，长远增加国家税收；为了加快高新技术引进，我们要协同经贸部门，并配合他们制定减免税的产品、提供企业发展急需的技术名单等等”。

　　1998年，陈庆振出任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这也是一家由科技部主管的协会。在这里，陈老每年都会走访大量民营科技企业，寻找突出的共性问题，并研究制定应对方法、政策，上报国家科委及有关部门。

　　很快，一个现象引发了陈庆振的关注，“我们调研的一家企业，生产核反应堆里的循环泵，填补了中国科技空白，且不仅达到了相关技术标准，还在使用寿命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持平（60年）。但在国家重点工程招标时，却因写不出工程案例，连参与招标的入围资格都拿不到”。

　　“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很多企业和产业，因此，我就这个共性问题拜访了那家招标单位。他们的理由是，循环泵与核反应堆同命运，全生命周期是不能换的，在核反应堆内要耐得住高温、高压、高辐射。虽然它是非常关键的部件，却也只是项目的一部分，没有人敢为这可能存在的连锁风险负责。”尽管理由无可辩驳，陈庆振还是坚定认为，国家付出巨大代价，培育、扶持出的科技成果，却不能应用于生产，这相当于二十四拜都拜完了，却卡在这最后一哆嗦。

　　最终，这一难题被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的陈清泰化解了。他告诉陈庆振，招标企业可能存在的经济风险，我们通过设立新险种解决；而招标企业可能面临的被追责问题，我们则采取专家评审的方式予以免除。

　　就这样，帮助了无数科技创新，在中国科技界享有盛名的“首台（套）”政策问世。

　　“国家科委以及后来的科技部，对中关村发展，乃至全国科技发展，成果转化是做出重大贡献，取得了重大成就。”陈庆振回忆，“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只有部一级单位可以向国家申请护照，这令中关村一条街上的科技企业人员，无法出去学习考察。宋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果断决定，由科技部外事司直接为中关村的企业办理相关手续。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做出这样的决策是需要有相当的胆识和魄力的。”

　　科技体制改革中的攻坚战，当数科技拨款制度改革。“那时候，国家科研体系事业费实行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拨款制度改革是从科研院所分类入手的，分类是改革的依据。国家科委首先将各部委、大专院校所属科研院所按其各自的工作任务和特点，划分为基础研究、社会公益、技术开发三种类型。在拨款制度上实施分类管理，如基础研究、社会公益类仍然全额发放事业费，而技术开发类则实施事业费差额管理，逐年减拨，但同时允许其创收以弥补事业费之不足（此前不能收入）。”在于超英看来，“这是一场史无前例并收到奇效的改革，不仅有效提高了科研事业费的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广大科研院所的活力、动力，以及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的潜能。”

　　世界的中关村

　　一代又一代人，一次又一次的坚持、试错、突破，让中关村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的潮头，在1988年5月10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十年后的1999年，试验区正式更名中关村科技园区；又过了一个十年，2009年，中关村科技园区升级为全国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在这期间，中关村塑造了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一批被后来者视为创业榜样的企业和企业家；迎来了电子一条街，聚集了中关村70%的商家，销售1万多种计算机产品，每天吸引10万人来到这里，也孕育出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三大门户网站——搜狐、新浪、网易。

　　2016年9月份，国务院印发《北京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通知》提出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主要载体，以构建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体系为强大支撑，着力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打造全球原始创新策源地；着力推动科技和经济结合，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区；着力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支撑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着力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形成全球开放创新核心区；着力深化改革，进一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持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动力。

　　时代赋予了中关村更为重大的使命，而寄托了先辈殷切期望的中关村也责无旁贷。

　　在这里，70多所大学，200多个国家级研究院、研究所、国家工程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200多家科技企业孵化器，1490多家创投机构和500多家协会联盟，汇聚了一切创新要素，构建了完美的创新创业生态，以至于，在中关村平均每天将诞生92家科技企业。仅仅3W咖啡所在的中关村创业大街，4年时间便孵化了3000个团队（海归团队超过350个），融资额达到277亿元。

　　2017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至2.2万家，企业总收入5.3万亿元，实现增加值7352亿元，总收入和增加值均达到2013年的1.7倍。

　　与此同时，在中关村的引领示范下，截至2018年3月份，我国已拥有169家国家高新区，17家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涉及48家国家高新区）。同时，中关村企业在津冀设立了6100家分支机构，落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了雄安新区建设，协同创新园区链、产业链，2017年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3549亿元（80%为京外），占全国26.4%。此外，中关村还与其他地区共建26个合作园区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实现了技术输出、政策输出、品牌输出。

　　有人说，中关村的成功得益于其拥有上百年沉淀的科教资源、人才资源。有人说，中关村的成功得益于其作为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享有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

　　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科学精神得到了一批批科技工作者的坚守与传承，而中关村给予了最大的包容和养分，使之终究凝聚、发扬为中关村精神，并在全国落地生根。

　　中关村的今天，正所谓，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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