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人口红利，急需应对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中国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是哪一座城市？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上海，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上海。

　　早在1979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早于全国21年。2000年，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20%，计入深度老龄阶段，预计2010年达到540万，2045年至2050年达到峰值。这个时间段，恰好是中国“80后”步入退休阶段。现在已经是2018年的尾声，“80后”最早的一代，即将进入四十不惑，再过20年，当这批人步入退休生活时，他们会是什么状态？是像父辈一样在高储蓄状态安度晚年，并给子女留下一笔不菲的遗产？还是跟国际接轨，想得开，花得起，临终之际消费储蓄为零呢？

　　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已经悄然变化的消费习惯，让市场对未来的养老产业充满无穷的想象。在美国，如果双亲进入需要护理的阶段，送去养老机构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在德国、瑞士、瑞典这些养老金较多的国家，老人们用养老金的一半，去国外的护理机构养老，这样的事例也在增多，如在泰国清迈，有“提供三餐，24小时轮班照看”的全天候护理设施，老人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地方安稳度过余生。但是中国人口数量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向北欧看齐，走高税金高福利的养老之路，或者效仿新加坡，大范围雇佣外籍护理人员，这在某几个城市或许会有可能，但全国大面积铺开不可想象，政府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市场化机构配置+个人家庭养老，将成为未来中国式养老的主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最后一项，在中国，一旦家人有照护需求，首先提供照护的通常是其家庭成员，只有照护责任过于沉重以至于无力承担的时候，家庭才寻求机构帮助。

　　但是2050年前后，或许会出现一段短暂的、特殊的时期，因为生育政策的原因，一对夫妻赡养4个老人的情况会普遍存在，可能演化出的情况是：一对60岁的夫妻，赡养4个80岁的老人，纵使是退休金和储蓄作为最后保障，但是精力总是有限的吧，家庭人员结构注定了家庭难以成为养老主力，这个时候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力量一定要同步加强，甚至政府要走在市场前面，否则高昂的护理费用，会让本来退休之后收入就大幅减少的老年人，陷入更为困窘的生活环境。

　　政府走在前面，不是说要大包大揽增设很多福利养老机构，有这个费用开支，还不如直接补贴老年人的退休工资，而是要营造一种更为人性化的养老环境。上海在这方面就有很多尝试，比如从瑞典引进“安康通”通讯设备，它设有随身佩戴的遥控器按钮，遇到紧急情况或者需要提供服务时，只要按下按钮，终端呼叫中心就会在数据库调取老人的资料，如住址、病史、子女或者志愿者服务信息等。从技术上看，这样的按钮既不魔幻，也不先进，早就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的确是这样，但重点是这个按钮背后的支持服务网络，与上海社区网络的信息系统相联系，既可以呼叫120、119、110这样的紧急服务，又对接上海的的联华集团、上房集团、中央商场等企事业单位，可以预约家电维修、老年护理、家政服务，还可以呼叫社会提供简单的医疗护理，这个按钮不稀奇，按钮背后，能够打通社区、企业、医疗机构的壁垒，建立起强大的服务体系才是其价值所在。

　　可以想象，在现有的市场和营商环境下，要建立这样的服务体系需要多大的努力和尝试，上海在第一批引进时，也只是试点引进了7000台设备，服务7000个家庭，这对上海的老龄化社会尚且是杯水车薪，何况是全国。未来的市场很大，跃跃欲试向养老产业转型的企业也很多，但只有让他们看到转型成功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个市场才会真正走向成熟，不管是护理人还是被护理人，我们也才能从中受益。（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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