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不能只满足于揭示“不确定性”，而应该透过“不确定性”来判断趋势。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明显“经济过热”或者“经济萎缩”的环境下判断经济运行趋势相对容易，而在金融危机扰动、经济正在寻找方向的环境下把握经济趋势是比较困难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也受到一定的冲击，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许多人认为这是短期波动与调整，对于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趋势、风险以及必要的应对等都缺乏心理准备。然而，这种状况持续到2015年，市场情绪出现反转，充斥着焦虑、失望与悲观，许多投资者甚至银行家对于经济结构变化趋势和难得的改革发展机遇视而不见。

笔者在研究中感觉到，目前我国经济很难用“好”与“坏”来概括，对于未来趋势的预测十分困难。其实，“好”与“坏”之争往往出于总量分析，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结构性变化来观察，所谓的“好”与“坏”都是存在的，而且“好”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坏”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坏，关键看我们期待的是否发生、趋势是否形成。实际上，我国经济不仅保持了较高增速，而且经济升级趋势也明显。

一是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消费升级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驱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正在悄然改变，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而消费开始扮演起拉动经济的重要角色。2015年第二、三、四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分别达到60％、58％、66％，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下降至40％以下；2016年第二季度资本形成总额占比降至37％，净出口更是出现负值为-10.4％。消费升级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居民消费仍有巨大潜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居民成为新城镇居民后，其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服务消费类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另外，随着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居民对服务型消费支出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及保险领域的消费金融需求必将不断涌现。

二是高技术、高端装备产业加速增长，低端制造业增速持续回落，技术进步正在推动工业升级。工业内部结构升级，低端制造业、高污染、高能耗工业占比降低，高技术、高端装备、清洁工业的占比提升。出口结构优化，高技术产品出口全球份额显著提升。从贸易形式上来看，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占比不断降低，一般贸易占比平稳上升，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提高，已成为亚洲高端科技产品出口的主导力量。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提高，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研发经费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 2013年又超过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

三是经济运行效率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改善，正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能否保持这种势头至关重要。单位 GDP能耗逐年下降，物流水平位居世界中等水平。单位GDP能耗从1980年的2.665吨标准煤/万元降低至2015年的0.662吨标准煤/万元。中国物流指数达到3.531，高于俄罗斯、巴西、印度，居发展中国家前列，次于意大利、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位居世界中等水平。与此同时，国民对于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期盼十分强烈，国家顺势而为的政策安排使民生持续改善。公共财政对民生领域支持逐年提高，基本社会保险覆盖人数较本世纪初大幅增加。

实际调研也证实了这种判断，无论是行业还是地区，甚至是一家具体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感觉难受还是好受、主动还是被动，取决于其是否把握住了经济升级趋势。

从国际经济趋势来看，未来全球经济还会继续寻找方向，但传统经济经过近10年的整合，该淘汰的大部分已经淘汰，能够保留到今天的应该是市场所认可的。新的业态、经济结构中快速成长的行业，有一个不断确认的过程，必然会有大量淘汰现象出现，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经济趋稳是有基础的，短期波动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把握已经确认的经济升级趋势，并坚定地予以推进。这是基于趋势思维所作出的判断。

着眼于长期趋势期盼，笔者觉得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的市场引力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的市场引力越大，话语权就越大；市场引力下降，话语权就会不断丧失。国家市场战略的核心是增强市场引力。在衡量市场引力时，经济总量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市场活力。纵观 20世纪以来的美国经济，其经济总量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其他国家能与之相匹敌，因而没有人会无视、放弃美国市场。然而真正决定美国市场纵深的是其经济活力和市场开放状况，凡是美国经济活力衰退、市场封闭之时，美国对于全球的引力也同步下降；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率先复苏，数据显示的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其全球竞争的市场纵深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因此，无论是中长期战略还是近期策略，都应该牢牢把握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一宗旨，通过深化改革唤醒居民消费需求与民间投资需求，立足于激活国内市场、利用市场力量升级制造业技术水平，使经济增长尽可能保持在6.5％至7.5％的通道里运行更长时间，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与投资预期，同时加大投资与贸易服务开放力度，增强中国市场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使之成为周边国家甚至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恢复的重要依托。

当然，作为银行经济学家提出上述建议，可能不同于学院派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师的看法。但是，银行经济学家有其特殊的岗位视角，既靠近政府与市场，又在政府与市场之外，既有直接的宏观感受又大量接触微观需求，对于特定行业、市场的现状与趋势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在经济观察中会有独特的感受和特殊的发现，这些观感可能不入流具体的学术门派，但其真实地反映了“临床医生”的诊断观察。笔者早年的宏观经济研究背景和多年的风险经理职场实践，养成了趋势思维习惯；切身感受到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独特的职业体会与前瞻性应对思考，将来仍有参考和借鉴意义；从专业视角观察我国金融波动分析，重在感悟危机扰动时酝酿的“金融改革之机”；更大尺度、更宽视野的趋势思维，旨在帮助我国经济寻找突破方向，期盼我国经济在危机扰动中嬗变。经济分析的目的不在于“是与非”的争论，也不是用“事后诸葛亮”的套路证明谁比谁更聪明，而是力图通过对国内外经济金融问题的梳理，推动各界充分重视从危机中反思并汲取教训，积极寻求、抓住危机中的机遇，顺应趋势，主动改革，实现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嬗变。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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