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里，传销通常都在线下进行，严密组织、非法拘禁、限制自由是惯用手段。但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传销组织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虚拟性、跨地域性、隐蔽性、金融性和更具欺骗性等新特点。近日，我们深入金融传销组织内部，接触采访了部分受害者，调查金融传销的运作过程和社会危害，探讨如何防范金融传销骗局。

金融传销猖獗——

上百个资金盘出现问题，数百亿元资金被骗，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投资5000元就可成为‘云家人’，否则你将错过几百万”“五行数字货币与官方对接成功，执照已下发”。在知情人的介绍下，我们加入了一个名为五行币的传销微信群，随即收到许多类似宣传语。

一位自称“团队助理”的人介绍，只要投资5000元购买5000数字货币，就可获赠五行币一枚，发行上限5亿枚，将来会全面替代纸币，参与者经过五轮持续投资，数字货币就可兑现近410万元。

我们发现，这个微信群成员每天都在增多，高峰时一天能新添10多个，个别成员还会在群里推荐“善心汇”“九千兆”“长青树”等投资项目，让人眼花缭乱。

五行币真有这么神奇？

几经周折，我们采访到河北唐山的胡欣，其母在春节期间开始投资五行币。她表示，五行币的收益主要是后进入者为其带来的奖励提成，“每天都有大量新人注册投资，后面每注册投资一人，前面会员将获得其投资额1%的数字货币，所以大家都抢着先注册。”

“我妈已经投了至少3万元，就等着数字货币升值呢！”胡欣说，以上还只是静态收益，五行币也有动态收益。比如介绍一个人注册投资，就能拿到其投资额10%的现金提成，这叫“推荐奖”；如果推荐两个人注册，可获得额外25%的提成，称为“对碰奖”。

“其实传销组织还设计了更诱人的提成方式。”胡欣提供了一张五行币群里流传很广的“层级关系图”，图中根据投资金额大小将会员分为“Y、S、M”三种级别。“推荐人的级别越高，奖金就会越多，有时远不止10%，里面的算法像函数一样复杂，各地区也略有不同。”胡欣说。

胡欣告诉我们，这些奖其实就是鼓励会员多拉下线，“我知道有的人已经建了9个群，发展了数百人。现在他们也开始劝说我妈拉人头，说能拿到很多回报。”

在上线的鼓动下，胡欣的母亲一个月内就拉到了两个人。“说有1000元推荐奖，但我妈并没有拿到，上线忽悠她用这些钱买了原始股。”胡欣认为，经济损失不是最令人担忧的，“我怕她认清真相后，内心会承受不住，更害怕她把更多亲朋好友拉进骗局。”

“此类金融传销虽然打着创新的幌子，借助微信、QQ等社交平台传播，但并没有改变依靠拉人头赚钱的传销本质。”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解释，相比传统传销方式，金融传销更具迷惑性，通常有静态、动态两种收益。

静态收益是指参与者投资后可以“守株待兔”，传销系统会通过拆分新投资者的钱，给原投资者利息；动态收益也就是“拉人头”，利用层层发展下线来获得提成。静态收益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虚假的“增收”，掩盖其诈骗行为，而动态收益才是它真正的资金来源，反映出传销的本质。

实际上，在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后，五行币的传销行为并没有局限在网上。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孙静文，其父母在去年深陷五行币骗局。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视频：辽宁凌源市一所小学正在操场举办活动，小学生们统一身着印有五行币组织标志的服装，口中大喊着宣传口号。

“传销组织竟然以慈善之名给小学捐款，再把天真的孩子们当成宣传工具。”李旭认为，这些事件表明金融传销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传统传销，同样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打着“虚拟货币”“互助理财”“股权”旗号的传销也泛滥成灾。特别是比特币的持续热炒，让很多人相信虚拟货币能够迅速升值，以“虚拟货币”为名义的传销更加泛滥，名声比较大的如“恒星币”“亚欧币”“珍宝币”“马克币”等，炒作“新概念”、鼓吹“零风险”、重奖拉人头。以恒星币为例，该传销组织对外宣称恒星币是“世界十大数字货币之一”，依靠微信来拉人头发展下线，其盈利模式是“上线吃下线的钱”，从“一级矿工”到“三级董事”设立了35个层级，在全国发展会员超过16万人，涉及金额超过2亿元。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虚拟经济、金融创新日益活跃，借助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的传销活动越来越多，目前已经有上百个这种模式的资金盘出现问题，数百亿元的资金被骗，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该研究院副院长武长海表示，金融传销有“去产品化”特征，通过吸收民间资本形成资金池，但其本质还是传销，利用承诺的高收益甚至天价收益进行诈骗，违背了金融本质和金融发展规律，必然会威胁到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监管存在空白——

前期无人举报，后期无法取证，传销平台设在境外，查处很难

金融传销如此猖獗，为何难以及时查处呢？

知情者透露，目前监管部门对传销组织的定性要求为“30人以上、具有三层以上拉人头的组织架构”。向公安部门举报时，必须同时收集30个以上受害者签名的举报材料，还必须提供这些人存在三层上下级关系的证据，举证存在很大困难。

孙静文从去年开始搜集材料并到有关部门举报，但一路举报下来，她灰心丧气。“因为爸妈住在抚顺老家，我就先去当地派出所报的案，公安说必须由受害者本人来，否则不能受理。”

她随后又携带证据前往自己居住地的工商部门。了解案情后，工作人员称工商部门只能对传销定性，无法调查身份证、银行流水账号等信息，希望移交公安机关。

孙静文找到公安机关经侦处，办案人员称“涉案范围太广”，建议她回去把材料准备全。孙静文告诉我们，搜集证据难度很大，“每次向我妈提起五行币，她都质问我是不是想举报，像防贼一样。”

就在我们采访期间，五行币骗局重要头目宋密秋（化名张健）被公安机关缉捕回国，孙静文认为案情有了转机，再度去公安机关报案。“他们说对此事确实下了文，下发了几百人的名单，但里面没我父母名字，所以办案人员还是建议我去抚顺老家或上线所在地江苏徐州报案。”

胡欣也同样遭遇了“举报无门”。她曾辗转跑过当地市、区工商部门，结果都一无所获。而公安机关经侦处也因“涉案金额不足100万”而未立案。

6月初，胡欣母亲本打算参加五行币群里组织的香港集会，当地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前来劝导，计划被迫取消。“工作人员走后，十几个传销参与者就找到我家，说是我举报的，要我赔偿机票等经济损失。”当天夜里她被母亲赶出家门。

李旭曾接触过许多金融传销案，他说，投资者在初期会获利，无人愿意报案，相关部门很难调查，当资金链出现断裂，操盘手就会销毁证据，一走了之。

不仅如此，由于监管难度大，许多金融传销机构难以“除根”。2013年前后，“MMM金融互助社区”开始进入中国，因为组织者和服务器都在境外，我国有关部门无法单独查处。2015年底，银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出风险预警提示，指出此类运作模式违背价值规律，存在很大风险，平台随后发生崩盘。

然而，我们调查发现，崩盘后的MMM社区留下不少“后遗症”，很多平台改名为“三妹互助社区”等继续融资，更有些“升级”成新的传销模式再度活跃。而五行币头目被抓后，其组织活动依然十分猖獗，据“团队助理”介绍，其内部已产生了新的负责人。

“目前金融传销的监管存在软肋、盲区和真空地带，部门间没有形成合力，同时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备影响了有关部门的执法依据，导致无法可依。”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隐藏巨大风险——

完善立法、提升监管、加强预警是预防和打击金融传销的关键

肆意蔓延的金融传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金融传销是互联网金融马甲下的‘核弹’，具有极强危害性，处理不好易引发金融风险。”刘俊海说，许多受害者的财富在一夜间化为乌有，资金从正规金融渠道流失，也造成实体经济“失血”。

在著名的“U币传销案”中，传销组织涉及23个国家22万注册会员，国内有31个省市区3.6万名注册会员，涉案金额高达5亿元。不止“U币传销案”，许多金融传销崩盘时，金额都已高达数亿元。

“金融传销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并滋生大量境内外犯罪活动。”武长海说，参与者容易被洗脑，由于财产损失大，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金融传销还容易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渠道。

专家认为，预防和打击新形势下的金融传销，完善立法、提升监管、加强预警是关键。

——扩大法律保护范围，尽快对金融传销定性。

据悉，我国现有关于传销的法律法规，只有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和2008年刑法修正案新增的“组织领导传销罪”，距今均有10年左右，其规定较为宽泛，主要针对传统传销形式，缺少具体可操作的细节，难以适应金融传销跨地域、传播快、取证难等实际情况。

“传统的立法没有涵盖金融传销，也没有授权监管部门实施专门监管。”武长海说，金融传销是随着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而泛滥的，其中很多是虚拟、玩概念的东西，对其违法行为定性确有一定困难，工商总局曾会同央行、银监会讨论，仍未对“金融传销”定性。

——形成监管合力，升级监管技术。

“举报传销时是工商在管，只有涉及刑事案件，公安才管，很多金融传销都是全国范围甚至全球范围的，属地管理原则导致举报无门。”李旭建议，应当完善举报者权益保护机制，并适当提供一些奖励，“目前的监管方式打击了举报者积极性，受害人担心举报后投资的钱要充公，宁可采取堵门、打砸等方式，也不愿举报。”

“金融传销主要通过微信等平台完成，监管技术必须与时俱进。”武长海说，微信等社交平台对及时发现和制止传销犯罪的发生、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对金融传销负有不可推卸的自我审查和自我管控责任。

——建立政府预警机制，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金融传销的参与者既有农民、下岗工人，也有白领、公务员、离退休老人甚至金融从业者，数目非常庞大。”李旭说，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要有防范意识、风险意识，“天上不可能掉馅饼，要多质疑，多去相关部门求证。”

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预防和打击金融传销必须“早发现、早预警”，及时建立预警机制，多普及金融传销相关知识。“很多投资者听不进亲朋好友的劝阻，却往往对政府机关发布的信息比较信任，只有政府部门早介入，才会尽可能减小投资者的损失，阻止更多投资者加入。”李旭说。

武长海建议，要适时制定民间融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有效的社会防护性保障，降低交易成本和法律隐患，同时加强学金融、懂法律的教育，提高投资者素质。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17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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