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2月22日电 （章斐然 吕骞）“今年全国要拿出45万亿用于投资，相当于每人3.3万!”“2008年才4万亿，45万亿投下去，房子又要暴涨了!”……近日，一则声称“45万亿投资大爆发”的文章引发网友的广泛讨论。一些随之而起的惊悚论断更使得一些人担忧手中的钱要贬值了吗？

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概念不明、逻辑不清，紧紧抓住“45万亿”这一数字，就大肆宣扬政府“放水”、通胀将至，给一些不熟悉经济学概念的人带来不必要的恐慌。

此45万亿非彼“4万亿”

要厘清“45万亿”与“4万亿”的概念，不妨再仔细研读一遍上述文章的原文。

文章称：“根据各省公布的数据进行统计，至今中国已有23个省公布了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累计投资超过40万亿元，如加上尚未公布的省份，今年投资不少于45万亿。”

可见，所谓的“45万亿投资”对应的概念只是今年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目标，并非实际完成额。即使是实际完成额，也与2008年推出的“4万亿”计划不是一回事，两者大相径庭。

2008年的“4万亿”计划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而临时推出，主要用于投资基建、保障房建设、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社会民生等。而“45万亿”只是地方政府每年例行的工作安排。

“前者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后者是常态的存量。”民生证券研究院PPP研究中心负责人朱振鑫向记者解释道。

事实上，过去几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一直保持在45万亿元以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就已达到了近45万亿元，去年更是达到59.7万亿元。相比之下，今年，各地方政府提出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总额达45万亿元，就不显夸张了。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GDP（单位：万亿）

而在已公布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的23 个省（市、区）中，11 个地区下调了目标，9 个地区维持不变，3 个地区有所上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政策实施后，老百姓最直观感受到的房价大幅上涨，也并不直接源于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而是‘4万亿’计划中的第十条 ‘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被过度使用，使得2009年的货币量（M2）增速超过27%，为近十几年之最。”朱振鑫指出。

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仍将保持中性

“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但如果考虑传导效应，地方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增加，也会对形成‘倒逼’力量。关键要看央行能否守住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他分析，从地方政府投资的资金提供渠道来看，除财政预算拨款外，通过国家政策性银行、地方融资平台、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PPP等方式获取的资金，都或多或少地会在货币市场形成传导机制。如果地方政府投资增速过快，大量融资需求使得上述机构出现流动性短缺，就可能“倒逼”央行“放水”。

而从去年以来，央行除定向降准外，几乎都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尤其是下半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以及TLF、SLF、MLF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组合使用，都传递出央行对货币总量的审慎控制。

在17日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更是重申了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的基调，同时也明确“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行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等，显示了坚决去杠杆和防风险的意图。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认为，报告内容透露出，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关切内容已从传统的通货膨胀扩展到“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多个维度。

主流经济学家对央行控通胀的能力也充满信心。涵盖国内外多家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对2017年CPI增速中值的平均预测值为2.3%，远低于2010-2011年的5-6%的水平，同时对未来3年的CPI预期也基本趋稳。

政府投资仍应注重效率

尽管与通胀并无直接联系，但对“45万亿”的担忧也并非完全多余。

李佐军指出，过去多年，高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债务偿还压力、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使得社会普遍对继续高投资心存戒惧，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下，稳增长、保就业又离不开投资。

“因此，投资效率的提升就尤为重要。” 他说，“过去，我们一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二是通过大规模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实现增长。现在，这些办法已经失效。接下来拉动经济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通俗地说就是提升效率。”

朱振鑫亦指出，在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了加大投资外，提高投资效率十分必要。“目前政府大力推行的PPP就是提高项目投资效率的重大尝试。PPP项目需经过‘物有所值’论证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才能进入准备阶段，事前的论证增加了项目的可行性。且PPP通过引入社会资本，不但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而且实现了风险的再分配以及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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