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研究员杨涛

2016年的互联网金融“大戏”已然落幕，一轮“整治风暴”也使得“泥沙俱下”的互联网金融创新热潮更加冷静下来。展望2017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既面临“寒冬冷冽”，也有新的机遇与蓝图。从根本上看，只有回归金融科技的核心驱动力与特质，互联网金融才能实现“浴火重生”，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究竟什么才是新金融的未来。

互联网金融的热潮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整个中国金融改革大势的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加以认识，需要从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来看其战略定位和政策环境。

从国家层面来看，2017年处于大变革与转折时期，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如：全球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全面转入流动性紧缩时期；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进入最后博弈阶段；海外的互联网金融新型业态普遍遭遇挑战，逐渐向金融基础设施层面下沉；在经济波动时期，国家金融安全与风险评估机制逐渐受到重视，在效率与安全的“跷跷板”上，逐渐倾向于后者；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或许引领全球金融监管倾向的再度放松等。综合多种可能彼此矛盾的外部因素，整体上看随着2017年的政策与市场格局趋于稳定，到下半年将会在继续防范风险同时，同时注重如何真正提示新金融的活力。

对于互联网金融组织如何实现救赎，一方面，短期看，监管的创新容忍度变化很正常，国外曾面临更加严格的局面，如PayPal在美国曾一直面临各级监管者认为其非法从事银行业务（illegal banking）的质询，P2P网贷平台也受到严厉监管。另一方面，长期看，则需要扭转不良印象，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重点包括（1）“不添麻烦”：风险可控，商业模式持续稳健；（2）“定位清晰”：或者做“小而美”的中前台业务，或者是金融体系基础设施的Fintech支撑，当然，盲目转型可能触及新雷区，如消费金融；（3）“提升效率”：真正发挥技术的外溢性，不是“挂羊头卖狗肉”；（4）“各方共赢”：弥补金融体系的短板与不足，践行数字普惠金融，体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

从地方层面来看，地方金融改革曾有一些目标选择，如：对支持地方企业起到的作用；金融业的财税贡献；与国家战略吻合，提升地方品牌形象，带动中心效应与地产热度；不出风险和大问题；解决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制度与软环境的改善；解决就业与服务居民。向后排序的目标过去在地方重视不足，但现在逐渐受到重视，因为金融发展环境和基础长期看更加重要。那么互联网金融怎样在其中的定位？如：给地方形象带来“正效应”，不添麻烦；稳定的区域总部型机构，因“游牧民族”不受欢迎；地方金融业的支持与补充者；地方金融生态体系的建设推动者。

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带动的新金融应该体现如下变化。

第一，从科技金融到金融科技。过去谈科技金融，我们希望谈的是科技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融合，但是在考虑这对关系时，大家更多考虑的还是金融对科技的单向支持，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中，在提到科技金融时，其实潜意识都指向金融如何更有效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科技产业和科技事业。反观金融科技，它的思路并不是完全单向的，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了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一方面强调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如何应用到金融产业链当中，实现金融功能的优化；另一方面，基于科技自身的发展，还会带来一些过去技术不发达下所难以想象的金融模式。

需注意，金融科技其实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虚拟经济。新的金融科技使得金融与实体在更多层面上有效融合，虚拟与实体的划分并不那么容易。科技提升整个金融产业链的效率，这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有助于金融自身的完善，而且间接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金融科技与创新，正如喝啤酒的时候，泡沫是衡量啤酒好坏的标准之一，好啤酒一定有漂亮的泡沫，但是有漂亮泡沫的不一定是好啤酒；泡沫太多的啤酒可能有问题，但是一点泡沫没有的啤酒还是不喝为好。

第二，从经济科技到金融科技。当我们谈论金融科技时，会想当然地认为一些技术非常高大上，就有可能高估我们国家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从技术层面来看，李约瑟难题表明，我国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能力有所不足，可能在科技应用层面还有很多短版。当我们喊着自己的技术赶英超美的时候，科技本身的发展程度、技术水平、基础设施支撑还有大量不足之处。例如，在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报告中，关于2016年能反映ICT普惠程度的IDI指数，我国才居81位。

这就需要清醒看到，发展金融科技不能仅仅以金融一条腿走路，尤其还不能有“金融科技腾飞幻觉”。在去除各类“弯道超车”狂热同时，真正推动信息技术与金融技术的“并驾齐驱”式进步。

第三，从金融要素到金融功能。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等等称为金融要素，金融功能指的是这些要素可能实现的一些效果，如融资、投资、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当前，科技的冲击使得传统金融要素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比如，典型的银行类机构正慢慢变得不像银行；产品也在不断地进行跨界，无论是银行的理财产品，还是保险的万能险，在某种意义上都更接近私募的特征。要素的边界变得模糊，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现在金融科技正着眼于功能的实现，这是现阶段发展的重要特征。

金融科技支撑下的金融创新在新思路导向下，就会从规模导向转化为功能与结构导向。因此，金融科技追求的是功能的优化、功能的落实以及结构的完善，而不仅仅是抢规模，这是传统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的问题。我称之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且遵守一般规则与“不同家庭习惯”，就是好猫。

第四，从金融技术到金融科学。应该说，科学与技术着眼点不同，科学解决的是理论问题，技术解决的是实际和应用问题。过去中国的学问重视实用，而科学精神本质上重视的是“无用的好奇心”。也有批评认为，我们只有“技术哲学”，没有“科学思潮”。

具体到金融层面，我们关注的是应用层面的技术，关注的是产品、组织、渠道、客户这些马上能够带来效率的方面，马上能够改善的盈利模式。但是从金融科学的角度，更要重视的其实应该是金融制度、规则、文化、生态。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现代经济金融的科学精神，金融创新土壤的质量更应值得关注。需解决金融的“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第五，从金融分化到金融共享。新技术改变了原有金融发展中的生态关系。如：（1）金融与实体的分化与融合，典型的是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的范畴全面拓宽；（2）金融模式的分化与融合：不再是互联网金融VS传统金融，而是这个信息化时代的金融（自上世纪90年代起）；（3）金融主体的分化与融合：高效、透明、共赢、持续的金融交易规则——改变“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扭曲；（4）金融效果的分化与融合：真正的数字普惠金融，实现科技引领的金融“强身健体”改变“亚健康”，以及“精准治疗”解决病因。

第六，从行政干预到市场机制。无论强调金融服务实体、普惠金融，都要避免行政干预式发展，否则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在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减少对金融的“父爱主义”和“母爱主义”，重构一个更加健康的政经生态关系。同样，还需走出“拍脑袋”决策，理性认识金融科技环境下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究竟是什么，实现所谓“穿透式的监管”。要避免制度和规则的大起大落，使得政策预期本身不要成为挑战金融稳定的因素。

此外，金融科技对于金融运行带来了一些全新的挑战，从监管角度来说，既需要有一些短期治理和危机应对的策略，也要有一些长期内在的稳定器建设。在新技术挑战时代，出一些小的危机、小的感冒也是正常的，使得“金融肌体”能及时排出毒素。如果一直不出问题，大病一场可能是致命性的。如何更好地认识这些新挑战，是政府监管者和业界需深入思考的。（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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