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宏观经济战略目标应该是努力促进经济升级，尤其是工业升级。客观看待2012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争论，表面上是“过剩”矛盾突出，但背后掩盖着大量的结构性矛盾，大量潜在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低端落后产能过剩与高端先进产能不足并存，高端先进产能领域里“核心技术短缺”尤为显著。因此，简单依靠“减降供给”的行政手段来减少产能绝对值、提升所谓的产能利用率并不能达到结构调整的初衷。

从市场上来看，2015年我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尤其是在一线城市、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壮大起来的中产阶层，对生活品质要求迅速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与档次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已经从“基本可用”的低端水平向“更优更好”的中高端水平迈进，而消费品供给结构与档次的调整升级缓慢，出现了供给制约消费需求实现的特殊矛盾。国内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故而纷纷转向国外市场“爆买”。从日常消费品、耐用消费品到高端消费品，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旅游1.2亿人次，在海外消费金额达到1045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2%和16.7%。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战略重心变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本世纪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战略关注的重心是解决“有与无”的生存问题，依托不受限制的中低端技术引进、充裕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成长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然而，所谓的制造业大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端，拥有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先进服务模式的企业较少，更重要的是，大部分企业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低成本的技术模仿和粗放的市场占有率为目标的经营模式，对研发投入动力不足、重视不够，对市场需求结构升级变化反应迟钝。这种以模仿、“山寨”为基础的制造体系，不仅无法满足日益增大的高端市场需求，还导致日益严重的低端产能过剩。不仅工业品如此，农产品同样如此。

一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大小，更取决于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

大量分析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在80%以上，而中国目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到50%；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拉大了中外经济效率的差距。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还高出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水平。如果通过技术进步使中国单位GDP能耗达到世界平均水平，GDP总量在现在基础上可提高36%。

金融危机以来，内外部环境变化迫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衔接的交汇点上，经济战略重心必须聚焦于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促进产品生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实现经济整体升级。无论是对稳定当前经济，还是未来长远发展，全面启动技术升级战略，都是必要且紧迫的。

提升供给能力，增加有效供给，不仅取决于技术和装备水平，还有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从市场表现来看，互联网商业模式已经显示出方向性趋势，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推进商业模式变革，保持商业革命全球领先势头，对中国未来经济升级战略至关重要，应使之成为经济转型助推剂、润滑剂。（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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