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以增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拉开了新一轮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序幕。

一年后，“汇改”走到了哪一步？成效如何？人民金融就此话题采访了业内相关专家进行解读。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2015年的“汇改”是自1994年和2005年之后，中国第三次启动大的汇率改革。改革后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改由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2015年12月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保持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并在此基础上，今年春节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初步形成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形成机制。

央行在近日发布的《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汇率改革的成绩给予肯定：“人民币汇率正在按照‘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形成机制有序运行。该机制提高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在稳定市场预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在接受人民金融专访时表示，可以从离岸和在岸汇率的价差、央行干预和市场本身自求平衡的程度，以及股市和汇市的联系等方面具体衡量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程度。

首先，“离岸和在岸的汇率价差变化是衡量汇率定价市场化程度的不错视角。市场普遍认为离岸市场汇率更为市场化，而在岸市场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理论上，‘汇改’后，在岸和离岸的价差应该趋向收窄，并呈现更多相关性。”他表示。

“811汇改”以来离岸和在岸人民币走势（数据来源：WIND）

据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经济研究员巴晴观察，在新定价机制下，中间价对市场预期的反应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原本离岸人民币汇率CNH和在岸的CNY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缩小，因此境内外不同汇率预期对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价差的影响有所降低。从数据上看，2016年2月份后，在新定价机制下，离岸和在岸汇率价差已明显收窄至100—200个基点。

谢亚轩表示，另一个衡量市场化程度提升的指标是央行干预程度的下降和市场本身自求平衡程度的上升。“汇改”后，理论上，汇价应体现更多波动。而在汇价波动性提升的情况下，如果央行没有干预，外汇储备规模理论上不会出现大幅变动。

“去年的8月、9月和今年的1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较大，这说明当时市场本身的流动性不足，需要央行通过释放储备来提供流动性。”他说。“反观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5月初的6.4743贬值到6月末的6.6433，贬值幅度达2.6%。但同期，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规模为月均918亿元，仅为前期逆差规模的五分之一。”招商证券近期的一份研报写道。这表明从阶段来看，市场本身自求平衡程度有所上升。

此外，谢亚轩认为，5月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负反馈关系有所改善，A股不再会因为外汇市场的一点风吹草动而大惊小怪，这反映了市场对于“汇改”的逐步接受。

市场期待推进一步完善货币篮子

“汇改”正当进行时。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参考“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机制是过渡安排是监管层和市场的普遍共识。未来，人民币汇率必然将逐步从有管制的浮动向更为市场化的清洁浮动迈进。

多位专家学者建议，下一步应进一步完善货币篮子，进一步取信于市场。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近日撰文表示，从2015年12月11日推出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到2016年1月中旬监管层向市场解释参考篮子货币调节人民币汇率走势，新的汇价定价机制实施时间不长，且尚未经历过市场震荡的检验，实施效果还需进一步观察。“下一步，关键看参考篮子货币的调节能否取信市场。对于参考篮子货币调节，市场有一个学习和认知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人大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在接受人民金融专访时表示，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的“汇改”必然朝着资本账户开放，同时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方向迈进。在人民币汇率向清洁浮动的过渡中，汇率波动性的加大将对监管稳定汇率、引导汇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怎样更好地建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机制，让市场对政策的一致性和汇率的形成机制更加有信心，是监管层需要思考的。

“现在，在引导人民币汇率方面，我们有人民币汇率指数（CFETS），但市场对于这个指数的科学性、币种的构成的合理性，以及未来成分构成是否需要调整仍有疑虑。监管层亟需思考如何构建CFETS的货币种类和权重才能增强这个指数的市场公信力和透明度，从而让市场以一篮子货币为锚来进行汇率预期。”她说。

谢亚轩亦表示，近期1-2年内，如何在操作层面完善参考篮子或许是应该监管层思考的问题。“人民币指数（CFETS）有没有必要定期根据内外经济形式进行修订，参考哪些经济指标？这些都是可以讨论和明确的内容。”他说。

此外，涂永红认为，监管层应要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周边国家的政策协调。中国是一个大国，汇率波动有较大的外部性，人民币汇率波动会引起包括美国等经济体货币汇率的波动。通过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可以使得人民币汇率波动和我国政府对汇率的有效管理政策不会被其他经济体政策冲销掉，也减少“与邻为壑”，处处受人指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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