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學會理事 　　經濟學教授 　　張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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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於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宏觀背景，灣區金融有必要明確提質升維的基本方向。”

近日，証監會新聞發言人表示，証監會正式批准設立廣州期貨交易所。由此產生了與上海期貨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以及鄭州商品交易所並駕齊驅的國內第五大期貨交易所。宏觀上看，廣州期貨交易所的創立無疑是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成果，但同時更在微觀層面為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發展增添力量。

國際三大著名灣區（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與東京灣區）的經驗表明，發達與健全的產業體系是灣區金融的重要載體與強大實體支撐，灣區同時也是國際金融中心，如世界500強企業有40%雲集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匯集了谷歌、蘋果等國際頂級科技公司，籍此鍛造出了馳名全球的風投資本中心﹔東京灣區集中了日本的鋼鐵、煉油、石化、電子、汽車等主要工業部門。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其中既有著汽車制造、石油化工等傳統產業編隊，也有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高端產業集群。豐沛的實體產業量能創造出金融資本對接與嫁接優質資源的寬闊腹地，也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產業成色越來越厚重。

數據顯示，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GDP達到1.5萬億元，佔比為12%，顯著高出8%的全國平均水平，同時，至2020年底灣區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超過75萬億元，佔全國比重的19%，上市公司2319家，總市值超過35萬億元。據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前20名中，中國有5個城市入榜，其中，粵港澳大灣區佔據3席（香港、深圳與廣州），成為我國乃至全球罕見的金融中心城市密集度極高的地區。

由香港作為金融單中心向港深穗金融三極演化成為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在地理空間上洗牌重組的主流趨勢，而且灣區金融業集聚效應、梯隊化特征格外顯著。與10年前在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GDP佔比超過70%完全不同，香港如今的佔比降至37%，同時深圳與廣州大幅上升，並不排除5年之內深圳金融業GDP反超香港。按金融GDP的體量來看，香港、深圳、廣州為第一梯隊，三市金融業GDP均超2000億元，並圈佔了大灣區83%的金融業GDP份額﹔東莞、佛山兩市金融業GDP在500億元左右，為第二梯隊﹔其他城市的金融業GDP皆在400億元以下，為第三梯隊。另外，香港、深圳、廣州三個核心城市上市公司數量佔大灣區的91%，市值佔比達88%。

頭部陣容的標簽化勾勒出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錯位發展的商業賽道。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和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與引導中國企業出海融資的作用將不可替代﹔深圳科技力量雄厚，同時既是創業板改革與注冊制的試驗田，也是數字貨幣落地試點的重要基地﹔相較香港與深圳，廣州金融業GDP佔比不到9%，但隨著廣州期貨交易所和粵港澳大灣區國際商業銀行兩大平台的落地，廣州金融業身軀有望擴展，並且廣州金融業的建設定位是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其中碳排放有可能成為廣州期貨交易所的首個品種。這樣，在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棋盤上，形成了“金融+服務”由香港引導、“金融+科技”由深圳引導、“金融+綠色”由廣州引導的三大金融高地。

當然，錯位發展的同時也有競爭與融合，比如廣州提出了建設綠色金融改革試驗區，同時廣州提出要在南沙區設立港澳保險服務中心，而深圳也明確要申報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並且深圳也率先探索綠色金融地方立法，出台了《深圳經濟特區綠色金融條例》，不僅如此，深圳也在爭取設立港澳保險服務中心。在合作層面，除“深港通”之外，“跨境理財通”業務也正式啟動，另外，深圳聯合廣州、香港、澳門發起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這種競合力量的交織一方面不斷倒逼出灣區核心城市的使命感與危機意識，同時也推動著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的加速。

不得不指出的是，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還處於摸索探路階段，但也的確獲得了佔據明顯比較優勢的金融支持政策，區內存量金融資源也可疊加成可觀的創新驅動能力，因此，立足於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宏觀背景，灣區金融有必要明確提質升維的基本方向。

首先，灣區金融有待加強互認互通，提升區內產品與要素流通的便利度。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唯一同時具有兩種制度、三種貨幣、四個核心城市的灣區城市群，而且粵港澳三地涉及的信用體系與監管體系也不同，由此導致不僅三種貨幣不能實現自由支付和自由流通，而且居民辦理信用卡與投資理財業務的渠道也不暢通，保險產品未能得到三地互認，同時三地居民相互之間的信用體系也沒有建立起來。為此，有必要將三地的法律、經濟、會計等方面政策優勢資源對標起來，並賦予金融企業更充分的業務創新空間，在此基礎上引導支持成立粵港澳金融聯盟,同時建立由中央、粵、港、澳四部門組成的協調組織機構，協同推進三地金融的融合進程。

其次，灣區金融有待全面推進跨境投融資布局，提升金融資源配置的優化度。金融創新能力從內部引爆，借助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引導更多企業包括金融企業走向全球，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化視野，同時最終實現資本項目開放是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的核心使命，其主要渠道就是在大灣區內進行跨境投融資試點。目前除了“深港通”“理財通”等少數產品外，灣區金融的跨境廣度與深度還遠遠不夠，未來可在本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池業務、不動產跨境抵押登記、跨境貸款、跨境資產轉讓、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跨境投資以及保險業務跨境收支管理等領域拓展出更大的市場。

再次，灣區金融有待強化互補與互助，提升金融資源的的溢出度。在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中，金融業繁榮發展落差相當明顯，比如廣東肇慶市金融業GDP至今沒有突破100億元，債券市場規模更是小至2億元，與第一名深圳相差萬倍以上，同時像惠州、中山、江門等城市的發債規模也未突破百億元，且這些城市的上市公司數量非常之少。這種金融資源聚集性所導致的失衡狀況弱化了大灣區金融市場的協同與共振，需要利用灣區核心城市向周邊城市產業轉移的契機推動香港、廣州與深圳三地優質金融資源的對外溢出，同時設立大灣區合作發展基金重點對金融業薄弱的城市提供傾斜性支持。

最后，灣區金融有待創新監管合作，提升金融運行的安全度。產品的豐富、參與主體的增多以及跨境渠道的拓展，都使得粵港澳大灣區金融資源尤其是資金的流動范圍與規模空前放大，流動頻率顯著加快，為此必須尋求金融創新與風險監管在動態博弈中更高水平的平衡。基本思路是，以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三大自由貿區為根據地，全方位展開金融創新的監管“沙盒”試驗，包括創建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監管協調溝通機制，推進三地之間的監管數據共享，建立和完善金融風險預警、防范和化解體系，加強粵港澳金融消費權益保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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