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水網密布，跨界水體眾多，共治“一江清水”，是各地共同的願望與責任。近日，《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重點跨界水體聯保專項方案》(下稱《方案》)正式印發。多位專家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此舉將進一步完善多方協同保護機制，有效解決重點跨界水體的污染防治問題，為推動我國的水污染跨界協同治理起到了示范借鑒作用。

　　探索：建立聯合河湖長機制

　　根據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和協調區的范圍，共47個河湖納入重點跨界水體范圍。根據《方案》，上海、江蘇、浙江兩省一市將建立聯合河湖長機制，對重點跨界水體實施聯合監管、聯合檢測、健全數據共享、聯合防控等舉措。

　　其中，建立聯合河湖長機制無疑是《方案》的亮點。《方案》提出，2020年，太浦河、澱山湖、汾湖及元蕩等“一河三湖”完成聯合河（湖）長制的建立工作。其他重點跨界水體，由相關地市參照“一河三湖”的模式，2020年完成聯合河（湖）長制的建立工作。

　　據悉，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實施，長三角各地積極互動，在河湖長制工作先試先行，多次開展交界區域聯合治水互動，有效地打破了聯合治理的區域行政壁壘，拓展了治水新思路，形成了治水一體化的良好局面。

　　2019年10月，長三角綠色生態一體化示范區協同治水在太浦河畔啟動。此后，上海青浦、江蘇吳江、浙江嘉善三地通過聯合河長制度，拉開了進一步推動區域協同治水、深化落實河長制湖長制的序幕。

　　2019年12月，太湖澱山湖湖長協作會議在浙江長興縣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太湖澱山湖湖長協作機制規則》，指出太湖澱山湖湖長協作機制主要任務是加強太湖、澱山湖沿湖地區間、河湖長間的協調聯動，統籌推進太湖、澱山湖以及入湖河道和周邊陸域的綜合治理和管理保護，協調解決跨區域、跨部門的重大問題。

　　“建立聯合河湖長機制，可以說是對此前河湖長協作機制的進一步深化、落實和探索。”上海財經大學能源經濟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邵帥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邵帥指出，太浦河、澱山湖、汾湖及元蕩等“一河三湖”的聯合河（湖）長制的建立及相應工作的推進，對於有效解決區域行政分割、協調跨部門間的利益沖突、統一聯合執法標准、建設環境污染監測網絡等區域環境治理過程中的現實問題，給出了具體可行的政策方案，可為長三角乃至更大范圍內的跨區域水污染治理工作提供現實經驗指引。

　　近年來，全面推行河長制取得了重要階段性成果。但也要看到，河長制的推行也面臨社會公眾的水環境保護觀念有待加強、不同行政區之間溝通不暢、河長制的監督考核機制不完善等問題。

　　“建立聯合河湖長機制，有助於為此前河長制推行過程中遇到的協調等難題提供進一步的解決方案，預期將對優化與完善水污染跨界協同治理機制產生積極作用。”邵帥表示。

　　“河湖一般都是跨行政區的，發達國家的普遍做法是成立流域政府（流域機構），一般採用理事會決策和流域專業機構實施的流域管理模式。理事會的理事依法由主要利益團體和政府代表組成，具有決策權，包括任命流域機構行政負責人，批准預算等所有重大決策。”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宋國君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指出。

　　宋國君表示，中國目前是各級政府對生態負責，建議可以參照國際經驗，由政府任命理事會理事來進行管理，“綜合決策和專業執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河湖長可以看作是第一步”。

　　挑戰：諸多領域有待突破

　　經過多年的努力，長三角逐步建立跨區域生態污染治理聯防聯控機制，在環境治理領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可否認的是，三省一市在經濟實力、產業結構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想要統一“步伐”仍面臨一定挑戰。

　　“目前主要面臨兩個問題，一是政府和公眾兩個環境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目標不一致，二是各區域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目標不一致。”邵帥表示。

　　“有鑒於此，可以從依靠政府主導的單一環境監管制度轉向政府與公眾合作治理的制度框架。”邵帥指出，“需要加大對環境保護的宣傳力度，提高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鼓勵各界廣泛參與環境治理，盡可能暢通與拓寬公眾環境參與渠道，保証公眾環境參與的及時性與有效性，提高公眾在環境決策、環境監督、環境申訴等多方面的參與程度。”

　　邵帥進一步指出，考慮到“民間河長”是對“行政河長”的有效補充，並可能對當地居民形成更有效的帶動作用，因此可以持續推行“雙河長”水環境保護機制，從而形成全民參與河湖污染治理與環境保護的局面。

　　“目前，聯合執法會商有助於跨區域污染治理更好地進入執法和解決議程。法律責任應落實到具體的河湖長責任人，但目前責任人還缺乏法律界定。同時，數據共享是積極可行的，但如果沒有專業機構，很難形成有價值的決策。”宋國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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