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10月29日電（王仁宏）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27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等機構聯合舉辦的首屆外灘金融峰會上表示，當前我國發展面臨著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金融改革開放有可能成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關鍵環節。對此，我國外匯管理改革的基本戰略取向是在風險防控基礎上促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陸磊表示，外匯管理的未來政策取向主要為三個方面：第一，持續促進跨境投資，推動跨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第二，穩妥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和外匯市場建設﹔第三，完善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的管理框架。

“除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業態、匯兌和市場之外，還需特別關注數字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陸磊表示，近期天秤幣引發了各方對未來貨幣政策、金融穩定、全球貨幣體系的濃厚興趣。外匯局正在推動區塊鏈技術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貿易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等場景中的應用。

對此問題，他建議：當業態發展面臨不確定性時，必須注意風險管控。而風險管控的基礎，是切實有效的金融基礎設施。上海若想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應該進一步面向未來，抓住現代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核心環節，進一步加強面向數字金融時代的支付清算、存管結算、交易報告庫和中央對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y, 簡稱CCP）建設，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系統性風險。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

以下為演講全文：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參加外灘峰會，我從今天的會議中學到了很多。之所以選擇在外灘舉辦峰會，是因為上海的特殊區位。上海，是全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是長三角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龍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也是重大的國家戰略。

在新形勢下，持續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利於推動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創新。在全面提升金融資源配置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進程中，上海一直發揮著示范和引領的重要作用。

今天，主要圍繞現階段金融改革開放、外匯管理改革、以及如何通過金融改革和外匯政策助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談幾點看法，僅供大家參考，請大家批評指正。

以防控系統性風險為底線 堅持金融改革開放

首先，金融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在更廣的范圍內配置資源。開放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過程。從經濟學角度，開放的進程，是從國內市場拓展到國際市場，資源能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流動，並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不斷優化配置的過程。

從大局來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持續引進國際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監管本部門的市場監管理念和監管制度在吸收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得到進一步發展。

回顧歷史，開放是我國金融發展的重要動力，金融業也在開放過程中發揮了突出作用。四十年以來，作為改革開放總框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國金融一直堅持“自主、漸進、風險可控”的開放之路，在支持經濟增長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第一，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國逐漸形成了功能齊全、適度競爭的市場體系。2017年，我國銀行資產額已超越歐元區。2019年，中國銀行業總資產達到281.58億元，居世界第一。2019年9月末，中國証券市場的市值總額達到55萬億元人民幣，僅次於美國。

第二，在改革過程中，我國金融業起到引領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經濟改革的原始動力在於需求側，經濟改革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質文化需求。而經濟改革最有效的推手在供給端，通過勞動力資金、技術要素的重組，推陳出新，形成新的產出體系。

通過新的要素投入和成本分擔，金融業發揮了現代經濟的核心引領作用。從傳統的經濟體系中巨額歷史成本的跨時空分擔，到重大改革進程中突破發展瓶頸的大規模投資，再到全社會資金有效配置當中的風險定價和效率提升，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

直觀上，300多萬億金融業的總資產意味著300多萬億社會資本的形成。由此可見，金融業的貢獻不容小覷。

第三，逐步開放的金融體系為開放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在金融業不斷提高貿易投資服務能力的同時，與開放經濟相適應的貨幣金融調控框架逐漸形成，為整合國內國際市場，利用國內國際資源，包括體制性資源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眾所周知，1979年，第一部《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出台，第一筆外債借入，第一家外資銀行駐華代表處成立，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一年中，這些事件同時出現不僅僅是歷史的巧合，而是系統性對外開放推動了系統性的全方位改革。

展望未來，金融業將在新時代發展進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發展面臨著內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金融改革開放有可能成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關鍵環節。

一方面，通過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尤其是股權融資，完善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提高金融機構和市場的風險定價能力，並在此基礎上提升金融服務在新動能、新產業、小微企業、民營經濟和科技創新領域的服務質量，加強金融系統在復雜環境下自主高效運行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過改革，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兼顧宏觀審慎與微觀監管的要求，是在開放發展中有效防控風險的重要保障。要以防控系統性風險為底線，加強宏觀審慎管理﹔以“微觀放活”為理念，完善市場友好的審慎和行為監管。在守住底線的前提下盡可能開放，在開放進程中避免重大風險。防控系統性風險的能力越強，經驗越豐富，開放的膽魄越大，越能夠實現可持續開放發展。

完善“宏觀審慎+微觀監管”框架 推進外匯市場建設

我國外匯管理改革的基本戰略取向是在風險防控基礎上促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40年來，外匯管理部門始終服務於國家事業大局。在促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高效集約配置外匯資源的同時，有效應對了多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造成的沖擊。與開放性經濟新體制相適應的外匯管理體制機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基本形成了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體系。

在開放條件下，金融宏觀調控框架經受了經濟和金融周期的考驗。未來政策取向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持續促進跨境投資，推動跨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進一步支持跨境貨物和服務貿易方式創新，配套落實外商投資法，不斷完善外商直接投資和境外直接投資的外匯管理，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鼓勵有條件、有能力的境內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積極服務區域開放創新和地方經濟發展，大力支持自貿實驗區，長三角一體化等在外匯管理改革方面的先行先試。

10月26日，經國務院通過，外匯局印發了《關於進一步促進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通知》，推出了12項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的政策措施，是我國推進實施高水平貿易投資的最新舉措。

第二，穩妥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和外匯市場建設。

當前，我國直接投資基本已實現可兌換，証券投資形成了機構投資者制度（如：QDII與QFII制度）和互聯互通制度（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債券通）。跨境投資制度安排基本成型，跨境債務融資由市場主體在全口徑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框架下自主進行。

未來，將統籌交易環節和匯兌環節，以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為重點，有序推動不可兌換項目的開放，適度增加外匯市場參與主體，豐富外匯交易品種，鼓勵境外投資者參與科創板，支持科創板建設發展。

第三，完善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的管理框架。

宏觀審慎管理，其總體目標是維護外匯市場基本穩定，防止大規模不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引發的系統性風險。針對金融市場的順周期波動，管理者採取必要的數量和價格工具，逆周期、市場化地調控外匯市場中企業、居民和金融機構等各類主體的交易行為。

而微觀監管基於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外部性等基本假設，主要採取外匯市場的合規與行為監管等方式，維護可兌換政策框架的穩定性和可信度，維護外匯市場的競爭秩序，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推動QDLP試點在上海常態化

上海，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是創新發展的先行者，在全國發展格局中佔據特殊地位。近年來，在進一步對外開放、全球產業結構加快調整的背景下，上海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源配置作用正在持續優化，已經形成了格局完整、品種完備，交易活躍的金融市場體系。

上海自貿實驗區在擴大金融業開放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試驗田作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繼續位居世界第五位，僅次於紐約、倫敦、香港和新加坡。金融管理部門近年來持續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上海自貿實驗區建設，2018年在上海自貿區推出了25條措施，率先落地金融開放重大措施，並印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行動計劃2018-2020》。

作為國家金融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匯局將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積極面對新的形勢。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自貿實驗區先行先試，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方面內容：

第一，與各監管部門協同合作，配合上海市進一步擴大金融服務業的高水平開放。在監管部門已設立的相關改革事項的基礎上（如：商業銀行設立理財子公司，外資金融機構和大型銀行在上海合資設立理財公司），進一步支持外資機構設立或控股証券、期貨、經營機構在上海率先落地，支持符合條件的非金融企業集團在上海設立金融控股公司。

第二，進一步提高匯兌便利化水平，推進貨物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的試點，研究在上海全市范圍內實施資本項目外匯收入支付的便利化業務。

第三，進一步促進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中心建設，擴大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整合債券市場投資渠道，使QDLP試點在上海逐步常態化。發展人民幣利率外匯衍生品市場，研究推出人民幣利率期權，進一步豐富外匯期權等產品類型，建設開放的、有競爭力的外匯市場。此外，支持上海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在金融機構跨區域經營，提升金融配套服務水平，支持科創企業上市融資，建立完善長三角區域金融政策協調和信息共享機制方面發揮龍頭帶動作用。

除傳統意義上的金融業態、匯兌和市場之外，還需特別關注數字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迅速發展。近期，天秤幣引發了各方對未來貨幣政策、金融穩定、全球貨幣體系的濃厚興趣。外匯局正在推動區塊鏈技術和人工智能在跨境貿易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等場景中的應用。

為此，我建議：當業態發展面臨不確定性時，必須注意風險管控。而風險管控的基礎，是切實有效的金融基礎設施。因此，上海若想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應該進一步面向未來，抓住現代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核心環節，進一步加強面向數字金融時代的支付清算、存管結算、交易報告庫和中央對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y, 簡稱CCP）建設，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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