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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強化預期管理，合理引導市場預期，綜合運用離岸央票等手段合理調控離岸市場，加強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管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北京時間8月6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是自1994年以來，美國首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美國財政部表示，財政部長姆努欽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接洽，以消除中國的“匯率操縱”所帶來的國際貿易領域的不公平競爭。

美調降“匯率操縱國”認定標准

2015年以前，美國財政部遵循 1988 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The 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認定“匯率操縱國”時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具有較大的經常賬戶盈余，二是同美國存在大規模雙邊貿易順差。2016年，美國財政部遵循新的法案《2015貿易便利與貿易執法》（Trade Facilitation and Trade Enforcement Act of 2015），將“匯率操縱國”細化成三個標准：一是在過去的 12 個月中，該經濟體與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大於200億美元﹔二是該經濟體經常賬戶順差佔GDP比重高於3%﹔三是在過去12個月內，該經濟體持續向一個方向干預本幣匯率，所購買的外幣量佔GDP的比重大於2%。而2016年的標准其實是進一步明確了一些可量化的指標。

2019年5月29日，美國財政部公布半年度匯率報告，大幅降低認定標准。一是主要貿易伙伴的篩選標准降低。此前匯率半年報僅追蹤美國前12個經貿往來最密切的經濟體，考察其雙邊、多邊貿易情況以及匯率運行和外匯干預狀況。修改后，與美國貨物貿易總額（出口與進口量之和）超過400億美元的經濟體均納入追蹤范圍，比如愛爾蘭、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巴西、比利時、荷蘭、中國香港等共21個經濟體，其貨物貿易總額佔美國的80%以上。

二是大幅降低匯率操縱認定標准。修改后的標准為：（1）在過去的12個月裡，與美國雙邊貨物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2）經常賬戶順差佔GDP比重高於2%（原標准為3%）﹔（3）過去12個月裡有6個月，持續向一個方向干預本幣匯率（原標准為8個月），淨購買的外幣規模佔GDP比重大於2%。

中國不符合“匯率操縱國”標准

人民幣匯率“破7”是市場行為的結果，主要原因是美國宣布將進一步升級關稅措施，貿易摩擦再度升溫，市場不確定性預期加大。IMF近期也明確表示，人民幣的表現與中期基本面相一致，目前也是如此，這表示人民幣不被高估也不被低估。當前中國並不符合美國“匯率操縱國”標准，這是美國任性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嚴重破壞國際規則，將對全球經濟金融產生重大影響。

按照最新標准，中國隻滿足其中一條，即雙邊貿易順差。2018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為3233億美元，2019年上半年為1404億美元。

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佔GDP比重遠低於2%。2018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賬戶順差491億美元，與GDP之比為 0.4%﹔2019年一季度，經常賬戶順差490億美元，與當期GDP之比為1.5%。

政府單向干預標准也不滿足。2017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的彈性明顯增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人民銀行干預的必要性大幅下降，已基本退出了外匯市場常態化干預。從外匯佔款來看，2019年上半年，外匯佔款小幅減少101億元，單月基本維持在0附近。

應多管齊下，積極應對

根據1988年的貿易法案，一旦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財政部需要與該國（地區）進行談判，敦促其解決幣值低估的問題，並告知對方，美國總統有權利對其採取行動。如果一年后繼續操縱匯率，美國總統可以採取一系列懲罰措施，比如禁止該國任何項目獲取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融資，將該國排除在美國政府採購供應地之外，呼吁IMF加強對該國的監督等。從歷史上來看，1988年10月韓國和中國台灣成為首批被列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的國家和地區。美國財政部將美國與它們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歸因於直接外匯干預或外匯交易管制等造成的貨幣低估，並發起了雙邊談判。隨后，韓國和中國台灣本幣顯著升值，並同意改革匯率制度和減少資本管制。

因此，筆者建議中國應該多措並舉，積極應對。

一是據理力爭，以拖待變。我國應明確反對美國將中國定義為“匯率操縱國”，指出其此舉缺乏依據，隨心所欲地依據單方面設置的標准是毫無道理的，是一種典型的金融霸凌行為。還可以在IMF的平台上嚴正指出美方的錯誤行為。在中美貿易摩擦已經逐步影響美國經濟，在美國居民深受其害、美國資本市場大幅受挫的背景下，鑒於此舉對中國經濟影響短期內可能較為有限，應盡可能地將其過程拖長，逐步爭取主動。

二是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當前，中美貿易和經濟關系形勢十分嚴峻，貿易摩擦可能延伸至金融領域，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可以對沖關稅的負面影響，但過快貶值不僅可能引起美國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借此進一步向中國發難，還可能加大我國金融體系風險。因此筆者建議強化預期管理，合理引導市場預期，綜合運用離岸央票等手段合理調控離岸市場，加強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管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三是堅定不移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最好的辦法是深入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但應同步預防開放過程中可能帶來的風險傳染等問題。同時，穩步提高外匯干預和外儲管理的透明度，加大相關政策、措施在全球范圍內的公開宣傳力度，以正視聽。而隨著貿易摩擦長期拉鋸，美國企業和居民受到的影響可能逐步加大，加之美國經濟可能加速放緩，國內反對貿易摩擦的聲音可能不斷增強。因此，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按既定步驟擴大開放，以開放應對內外部挑戰。

（作者系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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