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人口紅利，急需應對的人口老齡化，已經是中國必須面對的迫切問題。中國最早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是哪一座城市？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上海，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上海。

　　早在1979年，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就步入了老齡化社會，早於全國21年。2000年，上海60歲以上戶籍老年人口已達20%，計入深度老齡階段，預計2010年達到540萬，2045年至2050年達到峰值。這個時間段，恰好是中國“80后”步入退休階段。現在已經是2018年的尾聲，“80后”最早的一代，即將進入四十不惑，再過20年，當這批人步入退休生活時，他們會是什麼狀態？是像父輩一樣在高儲蓄狀態安度晚年，並給子女留下一筆不菲的遺產？還是跟國際接軌，想得開，花得起，臨終之際消費儲蓄為零呢？

　　巨大的人口基數和已經悄然變化的消費習慣，讓市場對未來的養老產業充滿無窮的想象。在美國，如果雙親進入需要護理的階段，送去養老機構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在德國、瑞士、瑞典這些養老金較多的國家，老人們用養老金的一半，去國外的護理機構養老，這樣的事例也在增多，如在泰國清邁，有“提供三餐，24小時輪班照看”的全天候護理設施，老人在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地方安穩度過余生。但是中國人口數量和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們不可能向北歐看齊，走高稅金高福利的養老之路，或者效仿新加坡，大范圍雇佣外籍護理人員，這在某幾個城市或許會有可能，但全國大面積鋪開不可想象，政府必要的社會公共服務+市場化機構配置+個人家庭養老，將成為未來中國式養老的主要組成部分。尤其是最后一項，在中國，一旦家人有照護需求，首先提供照護的通常是其家庭成員，隻有照護責任過於沉重以至於無力承擔的時候，家庭才尋求機構幫助。

　　但是2050年前后，或許會出現一段短暫的、特殊的時期，因為生育政策的原因，一對夫妻贍養4個老人的情況會普遍存在，可能演化出的情況是：一對60歲的夫妻，贍養4個80歲的老人，縱使是退休金和儲蓄作為最后保障，但是精力總是有限的吧，家庭人員結構注定了家庭難以成為養老主力，這個時候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和市場化的養老機構力量一定要同步加強，甚至政府要走在市場前面，否則高昂的護理費用，會讓本來退休之后收入就大幅減少的老年人，陷入更為困窘的生活環境。

　　政府走在前面，不是說要大包大攬增設很多福利養老機構，有這個費用開支，還不如直接補貼老年人的退休工資，而是要營造一種更為人性化的養老環境。上海在這方面就有很多嘗試，比如從瑞典引進“安康通”通訊設備，它設有隨身佩戴的遙控器按鈕，遇到緊急情況或者需要提供服務時，隻要按下按鈕，終端呼叫中心就會在數據庫調取老人的資料，如住址、病史、子女或者志願者服務信息等。從技術上看，這樣的按鈕既不魔幻，也不先進，早就有技術手段可以實現，的確是這樣，但重點是這個按鈕背后的支持服務網絡，與上海社區網絡的信息系統相聯系，既可以呼叫120、119、110這樣的緊急服務，又對接上海的的聯華集團、上房集團、中央商場等企事業單位，可以預約家電維修、老年護理、家政服務，還可以呼叫社會提供簡單的醫療護理，這個按鈕不稀奇，按鈕背后，能夠打通社區、企業、醫療機構的壁壘，建立起強大的服務體系才是其價值所在。

　　可以想象，在現有的市場和營商環境下，要建立這樣的服務體系需要多大的努力和嘗試，上海在第一批引進時，也只是試點引進了7000台設備，服務7000個家庭，這對上海的老齡化社會尚且是杯水車薪，何況是全國。未來的市場很大，躍躍欲試向養老產業轉型的企業也很多，但隻有讓他們看到轉型成功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這個市場才會真正走向成熟，不管是護理人還是被護理人，我們也才能從中受益。（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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