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4月份之后，債券市場的供需基本面和交易情緒面出現預期分化。從供需層面來看，4月11日財政部發行450億元3年期和450億元7年期附息國債引發了市場對二季度利率債增量發行導致供需失衡的擔憂，盡管中長端資金利率下行依然支撐配置需求穩健，但是缺乏長期廉價資金的負債端壓力同樣是配置需求難以為繼的風險﹔從交易情緒層面來看，市場普遍認為2月中下旬以來的債券上漲是流動性寬鬆和中美貿易戰先后提升了市場做多情緒，正因如此，債券的上漲才被歸結為“交易情緒的爆發”而非中長期投資邏輯的逆轉，而今在央行反復重申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和公開市場操作頻繁靜默之后，市場對流動性能否持續維持當前的寬鬆狀態也產生了質疑。

　　除卻流動性及其背后的貨幣政策、貿易沖突引致的避險情緒沖擊，我們認為債券從2月中旬以來的上漲更多是中長期不確定性增加所致，貿易戰等事件僅僅是中長期不確定性的短暫沖擊，甚至會一度擾動債券價格短期的波動，然而卻不能改變日益增加的中長期風險提高了債券資產的吸引力。從2018年開年以來的市場狀態看，這種中長期不確定性既出現在經濟基本面，也出現在宏觀調控等政策層面。

　　首先，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等基本面變量的不確定性在增加。2016年三季度以來，全球共振的經濟增長已經出現了分化，尤其是中國和美國之間出現了經濟走勢的嚴重分歧，而4月以來貿易沖突也導致潛在通脹上行的風險再次成為市場的隱患，盡管通脹上行或直接侵蝕債券的價值，但是在通脹風險尚未成為驅動名義利率的直接動力之前，這種風險其實更多體現為風險偏好受到一定程度壓制，潛在不確定性為已經處於較高收益率水平的債券增加資產配置價值﹔其次，通脹風險的抬升在一方面直接侵蝕債券價值的同時，另一方面也會直接施壓於正在逐步退出寬鬆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和英格蘭銀行均面臨著比既往預期更早“加息”的處境，而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央行從未實施過量化寬鬆等政策，且政策緊縮也比其他國家更早，因此高企的名義利率已經在中長期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提供了較充足的安全邊際，而在貨幣政策收緊的狀態下，經濟增長還能否維持過去兩年的強勁狀態也是市場擔憂所在。

　　從年初以來資產價格之間諸多的“經驗法則”被打破，比如黃金價格在實際利率抬升的作用下表現穩健並維持上漲、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行和目前蔓延全球的“美元荒”並未催漲美元指數、美元兌日元匯率的走勢也與同屬避險資產的黃金價格背離等等，均表征中長期確定性導致市場提高了對債券和黃金等具有一定程度避險屬性的資產類別的偏好。雖然二季度債券一級市場供需失衡的預期導致二級市場收益率下行承壓，但是配置需求從來不是主導收益率方向性波動的主動力，側重於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政策變動等宏觀經濟因素的交易需求是引導收益率變化的“邊際力量”。短期來看，由於貿易沖突的事件沖擊導致市場價格“超調”於預期定價，因此短期內債券或將出現“回踩”，中長期來看，年內債券或仍有價值回歸的做多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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