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2月22日電 （章斐然 呂騫）“今年全國要拿出45萬億用於投資，相當於每人3.3萬!”“2008年才4萬億，45萬億投下去，房子又要暴漲了!”……近日，一則聲稱“45萬億投資大爆發”的文章引發網友的廣泛討論。一些隨之而起的驚悚論斷更使得一些人擔憂手中的錢要貶值了嗎？

一些所謂的“專業人士”概念不明、邏輯不清，緊緊抓住“45萬億”這一數字，就大肆宣揚政府“放水”、通脹將至，給一些不熟悉經濟學概念的人帶來不必要的恐慌。

此45萬億非彼“4萬億”

要厘清“45萬億”與“4萬億”的概念，不妨再仔細研讀一遍上述文章的原文。

文章稱：“根據各省公布的數據進行統計，至今中國已有23個省公布了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目標，累計投資超過40萬億元，如加上尚未公布的省份，今年投資不少於45萬億。”

可見，所謂的“45萬億投資”對應的概念只是今年地方政府固定資產投資的目標，並非實際完成額。即使是實際完成額，也與2008年推出的“4萬億”計劃不是一回事，兩者大相徑庭。

2008年的“4萬億”計劃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而臨時推出，主要用於投資基建、保障房建設、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社會民生等。而“45萬億”只是地方政府每年例行的工作安排。

“前者屬於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量，后者是常態的存量。”民生証券研究院PPP研究中心負責人朱振鑫向記者解釋道。

事實上，過去幾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一直保持在45萬億元以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就已達到了近45萬億元，去年更是達到59.7萬億元。相比之下，今年，各地方政府提出的固定資產投資目標總額達45萬億元，就不顯夸張了。

近年來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GDP（單位：萬億）

而在已公布今年固定資產投資目標的23 個省（市、區）中，11 個地區下調了目標，9 個地區維持不變，3 個地區有所上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政策實施后，老百姓最直觀感受到的房價大幅上漲，也並不直接源於4萬億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量，而是‘4萬億’計劃中的第十條 ‘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合理擴大信貸規模’被過度使用，使得2009年的貨幣量（M2）增速超過27%，為近十幾年之最。”朱振鑫指出。

下一階段貨幣政策仍將保持中性

“通貨膨脹本質上是一種貨幣現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說，“但如果考慮傳導效應，地方政府大規模的投資增加，也會對形成‘倒逼’力量。關鍵要看央行能否守住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他分析，從地方政府投資的資金提供渠道來看，除財政預算撥款外，通過國家政策性銀行、地方融資平台、銀行、信托等金融機構、PPP等方式獲取的資金，都或多或少地會在貨幣市場形成傳導機制。如果地方政府投資增速過快，大量融資需求使得上述機構出現流動性短缺，就可能“倒逼”央行“放水”。

而從去年以來，央行除定向降准外，幾乎都採用公開市場操作來為市場提供流動性。尤其是下半年以來，公開市場操作以及TLF、SLF、MLF等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組合使用，都傳遞出央行對貨幣總量的審慎控制。

在17日發布《2016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央行更是重申了下一階段“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適應貨幣供應方式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門”的基調，同時也明確“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防止資金‘脫實向虛’、‘以錢炒錢’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杆行為”，“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等，顯示了堅決去杠杆和防風險的意圖。

招商証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報告內容透露出，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的關切內容已從傳統的通貨膨脹擴展到“通貨膨脹+資產價格”多個維度。

主流經濟學家對央行控通脹的能力也充滿信心。涵蓋國內外多家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對2017年CPI增速中值的平均預測值為2.3%，遠低於2010-2011年的5-6%的水平，同時對未來3年的CPI預期也基本趨穩。

政府投資仍應注重效率

盡管與通脹並無直接聯系，但對“45萬億”的擔憂也並非完全多余。

李佐軍指出，過去多年，高投資帶來的產能過剩、債務償還壓力、資產價格泡沫等問題使得社會普遍對繼續高投資心存戒懼，而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不減下，穩增長、保就業又離不開投資。

“因此，投資效率的提升就尤為重要。” 他說，“過去，我們一是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二是通過大規模的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的投入實現增長。現在，這些辦法已經失效。接下來拉動經濟增長，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通俗地說就是提升效率。”

朱振鑫亦指出，在財政收支壓力加大、經濟下行壓力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除了加大投資外，提高投資效率十分必要。“目前政府大力推行的PPP就是提高項目投資效率的重大嘗試。PPP項目需經過‘物有所值’論証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証才能進入准備階段，事前的論証增加了項目的可行性。且PPP通過引入社會資本，不但減少了政府的財政支出壓力，而且實現了風險的再分配以及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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